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快装满了|江村|垃圾焚烧

　　原标题：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快装满了

12月16日，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内，住户将垃圾袋投放到路边的垃圾桶。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张玉佳/摄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卫星图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实拍

　　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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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西安灞桥江村沟垃圾填埋场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断定在2019年年底，也有人说会是2020年。唯一确定的是，这个设计运行时间为50年的家伙，只工作25年左右，就不堪重负了。

　　这座垃圾填埋场占地超过1000亩，差不多有100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任何意义上看，它都够大、够深。但设计者还是低估了垃圾不断增长的速度。

　　建成之初，它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约800吨，设计满负荷运行时，日填埋量是2500吨。25年间，西安市每日产生的垃圾量增加了15倍。2019年，西安日均产生垃圾达到1.3万吨，江村沟需要吞下其中1万吨左右。这里垃圾堆积最高处有近150米，是西安市地标建筑鼓楼的近5倍。

　　在它之前，已有多个城市的垃圾填埋场提前“退休”，如重庆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广州火烧岗垃圾填埋场、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快装不下了，垃圾仍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人们不得不打起精神准备一场持久战——焚烧正在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主流方式。但焚烧不是终点，人类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对付自己亲手制造的敌人。

　　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从高空俯视，江村沟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沟，因距其不到500米的村落“江村”而得名。这个天然形成的沟远离都市，周边人口稀少，地质稳定且难遇山洪，上世纪90年代，被选为西安市垃圾填埋场。

　　填埋场1993年4月动工，1994年6月正式投入运行。它是国内垃圾日处理量最大、库容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也是西安市主城区唯一一座垃圾填埋场。自建成起，几乎承担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

　　每天，西安市城六区及长安区产生的绝大多数垃圾，都要在全市100多个垃圾压缩站处理后被运至此处，倾倒，压实，每填埋6-9米，覆土，再继续倾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名负责垃圾清运的环卫工人了解到，夏天垃圾多时，一天有超过1600车次垃圾运往此处填埋。高峰时，垃圾场门口的垃圾车排队能有1公里。

　　为了处理14亿中国人每天产生的垃圾，这片土地上有超过2000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场，很多都像这里一样超负荷运转。

　　1987年启用的南京市天井洼垃圾填埋场已于2014年停止使用。设计使用25-30年的成都长安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3次扩容，场地中央隆起一座“垃圾山”，填满时间比计划提前10年。都江堰垃圾填埋场已于2019年6月20日封场，城郊这条45米深的天然峡谷被填得满满当当。

　　2009年以前，北京超过90%的生活垃圾都通过填埋处理，每年仅填埋垃圾就要消耗500亩土地。时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曾表示，当时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而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容量只是填埋场力不从心的因素之一。随着城市不断扩张，曾经选址偏远的填埋场变得离城市越来越近。即使是合法的垃圾填埋场，仍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访了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江村、肖高村，它们分别距离填埋场约500米和1公里。多名居民告诉记者，每到雨后和夏天的傍晚，整个村子都笼罩在垃圾的腐臭中。

　　一位老人称，垃圾场建好后，感觉家里的水都“变了味”，夏天“碗里苍蝇比米多”，“各个时段臭味不一样”。

　　村民曾多次向村委反映情况，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即使是温度接近0摄氏度的冬天，村子里仍然能闻到阵阵恶臭。

　　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下简称《“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2020年，政府预计实施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项目845个，待修复的填埋场土地近7900公顷。

　　经过填埋处理的垃圾分解速度较慢。有人对某个垃圾填埋场进行挖掘取样，发现40年前的旧报纸上印刷的内容仍然清晰可辨。垃圾填埋场封场后，还需对该区域进行20-30年的监测和维护，对监管部门是不小的压力。此后，这片土地也无法再进行商业开发，只能建成生态公园或高尔夫球场。

　　2016年，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

　　从流行到“过时”，垃圾填埋场只在中国风光了30多年。在人类与垃圾漫长的拉锯战中，这并不算长。

　　中国最早的垃圾填埋处理标准制定于1988年，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建设、管理等方面有了标准。也是那以后，中国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垃圾填埋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此前，国内处理垃圾的方式是民间自发集中或各地政府环卫部门集中后，选相对偏远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带来了严重卫生问题，还会污染周边大气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1983年的北京，沿着四环这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个，还有很多小垃圾堆”。

　　如果没有垃圾填埋场，这将带来极大的困扰——今天，北京市每天产生2.6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首尾相连可以绕北京四环一周。

　　填埋场那时是人类对抗垃圾的有力武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9%，接近发达国家100%的水平。但世界银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在低收入国家，超过90%的垃圾未得到应有处理。

　　以印度为例，目前印度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是个位数。在首都新德里，不管是豪宅、大型商圈还是政府机构外，几乎随处可见堆积的垃圾。这里最高的一座垃圾山高达65米，法院不得不计划在垃圾上安装红色警示灯，以提醒过往的飞机。印度的母亲河恒河里飘满垃圾，下游的居民甚至表示，河里舀出的水可以直接当化肥施用。

　　但在不断增强的“敌人”面前，这个武器终于失效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约为1.15亿吨。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达2.28亿吨，近几年，它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达到4.09亿吨。

　　2016年，全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平铺开来可覆盖4.1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瑞士的国土面积。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2010年指出，在主要依靠填埋处理垃圾的情况下，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截至当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国计划将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处理率提高到50%。

　　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被视为比填埋处理更先进、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手段。焚烧后，垃圾的体积一般可减少九成，重量减少八成，焚烧后再填埋，不仅能有效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还能控制垃圾填埋带来的二次污染。

　　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1988年在深圳建立，这种在过去发展缓慢的处理手段，近几年进入“快车道”。

　　根据环保公益组织芜湖生态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全国已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428座，在建216座。2016年和2018年，全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数量为231座和359座。

　　为了处理西安市每天超过1万吨垃圾，当地于2019年11月启用了位于蓝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烧站。预计到2020年底，西安市5个无害化处理项目将全部投入运营，每天总处理能力达12750吨，可满足当前垃圾处理的需求。

　　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而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

　　焚烧厂的建立和推广，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就一劳永逸地占据了领先地位。

　　由于垃圾分类工作不到位，垃圾中会混有大量厨余垃圾和塑料。这一方面对于可循环利用的含碳有机物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在排放标准之内。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活动。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需要取得公众同意，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让环评几乎无法通过。此前，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强烈反对后，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受到影响。”

　　而在刘建国看来，垃圾焚烧、垃圾分类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终点，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设施，投入越来越多经济成本。

　　据估算，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而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为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处理付费。

　　“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确实解决了问题，但这条发展路径的潜力已经快挖掘完了，必须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道路。”刘建国说。“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随时、随处都可以扔，也没有成本，可以讲是既不负责，也不付费，因此公民普遍对垃圾‘无感’。”

　　在他看来，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

　　“比方说，人们发现垃圾分类‘不容易’，甚至要收钱，很可能就会减少垃圾的产生；人们费力进行了分类，还交了钱，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焚烧厂有没有按标准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罗大佑在《超级市民》唱道，“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头没有垃圾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

　　为了让民众学习和接受垃圾分类，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再后来，居民按时排队倒垃圾成为街头一“景”，台北市垃圾掩埋总量从每日2500吨锐减至每日50吨，并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进填埋场。

　　在垃圾分类处理做得较好的芬兰、瑞士等国家，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超过60%。但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只有约16%的垃圾得到回收处理，有近一半被废弃，无法再生利用。

　　在中国大陆，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个谜。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两个种类，但后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因为时至今日，它仍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被分拣和处理：居民或收废品者将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拣出，经废品回收站集中，成为一些行业的原材料。

　　管理尚不严格时，几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养活了一批拾荒者。记者在江村找到了多名曾在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拾荒为生的老人，他们表示，最多时，垃圾场里同时生活着数百名拾荒者。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场内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讲究一些的会睡在村里，大家“靠着垃圾场，赚着垃圾钱”。

　　刘建国告诉记者，如果将环境成本、从业人员健康成本、再生产品的社会综合成本等考虑在内，“以量取胜”“量大质次”的垃圾回收再生实际上是不经济的，不应过分宣扬“垃圾是错放的资源”这样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