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在商代晚期受外来影响而出现了马车，但起初骑马术并未流行，直到战国时期，骑马才开始普及，并出现成建制的骑兵。影响骑马术能否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鞍具是否齐备。本文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和艺术考古资料，发现我国大约在战国时开始出现一种由皮革、兽毛等材料制成的软马鞍。这种鞍一直通用至东汉时期，其分布范围也较为广阔。

实际上，在历史文献中对于软马鞍及早期马具的发展也有着较为清晰的描述。将我国古代的软马鞍与欧亚草原所发现的马鞍材料进行对比，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应属于同一系统。结合历史背景考察，很可能是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对于骑兵的普遍需求促进了软马鞍的传播。

马是古代不同地域文明相互沟通的主要媒介之一。考古成果表明，与广阔的欧亚草原相比，家马在我国出现得相对较晚。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约3300年前的商代晚期受外来影响而出现家马。不过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没有流行骑马，利用马匹作战主要表现为马拉战车，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大量骑马，并出现了专门的骑兵。

骑马术的流行离不开鞍具，鞍具是否完备，直接影响着骑马的舒适度和持久性。以往学界对于早期的鞍具关注较少，虽然在一些研究中有所提及，但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成果。本文专门介绍战国秦汉时期的“软马鞍”，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以及实际功能等角度对这种早期马鞍加以考察，并通过对比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群的马具材料，探寻地区间可能存在的马具传播情况。

一 “软马鞍”概念界定

本文要讨论的“软马鞍”一词本不见于历史文献，而是根据其结构特征归纳出的描述性定义，特指用软性材料制成的鞍具。与之相反的则是具备硬质骨架的高桥鞍。在以往有关马具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关注到魏晋以后流行的高桥鞍，笔者也曾对十六国高桥鞍的结构复原提出浅见。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高桥鞍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其骨架结构包括前、后鞍桥以及两块鞍座板，均为木质。这种结构除了能给人稳定的依托，还能减轻马匹的不适，性能非常优越。因此一直到近现代，常用马鞍的主体结构都没出现根本的变化。

不过，在整个马具发展史中，高桥鞍已经属于较为成熟的鞍具，却不是最早的。在高桥鞍出现之前，人们骑乘马匹时除了采用骑裸马的“骣骑”方式或简单地在马背上铺设一层皮革、毯子外，也会用到一种较为原始的鞍具，即软马鞍。这种鞍虽然不具备高桥鞍的硬质骨架，但比起单层的毯子或皮革要复杂许多，已属于鞍具范畴，因此这样命名。

二 中国古代的软马鞍材料

考古所见的战国秦汉时期软马鞍，可分为实物材料以及其他文物上所表现出来的马鞍形象这两大类。其中，实物集中在新疆地区，保存最好的一件来自鄯善县吐峪沟苏贝希Ⅰ号墓地M10，为早期铁器时代遗物，约公元前5-3世纪。马鞍主体包括左右两扇鞍垫，均用皮革缝制而成，内部填充密实的鹿毛，以针线在鞍垫上绗缝加固，因而在其表面留下密集而整齐的针眼。鞍垫之间留有空隙，以三条平行的宽皮带相连结。马鞍前后两端略微高起，断面近半月形，分别连接攀胸和后鞧，下缘还连接有一根腹带（图一：1、2）。

图一 苏贝希墓出土的软马鞍及墨线图（从左至右：1、2）

在维吾尔自治区洛浦县山普拉墓地的一座殉马坑中也发现了马鞍（图二：1），与苏贝希墓地出土的相比，山普拉出土的这件简陋了不少，其填充物不是兽毛，而是以蒲草与芦苇的茎秆替代。但是它的基本形制仍然是左右两块，在中间用皮革相连接（图二：2），因此和苏贝希的软马鞍仍可视为同类鞍具。

图二 山普拉墓地殉马坑出土的软马鞍及墨线图

限于保存环境及丧葬习俗等因素，除了新疆外，在我国其他地区目前尚未见到同时期的软马鞍实物，但是在图像资料中可以看到。例如，被盗于洛阳金村古墓、现藏于日本永青文库的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镜上，用错金银工艺表现出骑马武士，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配鞍马匹形象之一（图三：1、2）。严格说，该武士是蹲在马背上，故而恰好将马鞍完整露出。图像中的马鞍比较平缓，表面散布5枚小圆点，正中间有一根条带，马鞍两端分别连接攀胸和后鞧（图三：3）。笔者认为，图中的鞍具是对软马鞍的简略描绘。中部的条带应是连缀鞍垫的皮带，小圆点则是模仿软马鞍表面的纹饰。由于铜镜上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小，整个武士图不过几公分大，因此无法表现出密集的针眼，只得以5个小点来略加示意。

图三  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镜及局部特写（从左至右：1、2、3）

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上可以看到更为写实的形象。这些陶马根据用途分为两类—驾车马、骑乘马。驾车的马成组出现，体表没有鞍具。骑乘的则配备鞍具，并且与骑兵俑同出（图四：1）。仔细观察骑乘陶马可发现，马鞍有左右两块垫子，其断面呈半月形，表面排列针眼状小孔，通过腹带固定在马背上（图四：2），与苏贝希墓地出土的软马鞍如出一辙，应是对实物的准确模仿。

图四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塑骑乘马及鞍部特写(从左至右：1、2）

两汉时期，同一类型的马鞍被继续使用。例如，山东青州香山西汉墓的陪葬坑里出土有大量陶马，体表均以丰富的色彩描绘出马具形象（图五：1、2）。可看到，马背上先铺设一块红边蓝地的毯状物，在其上放置马鞍，并通过一根红色腹带固定。彩绘的马鞍具备明显的软马鞍特征—表面有密集的缝制痕迹，分左右两块，中间留有空隙。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陶马背部本身平缓，且马鞍是绘制上去的，因而难以直观地表现鞍垫的厚度。不过，工匠特地在部分马鞍两头画出了鞍垫的断面（图五：1），可谓观察入微。

图五 香山汉墓出土的彩绘陶马及局部特写（从左至右：1、2）

再如，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列侯墓附属陪葬坑中出土的彩绘骑兵俑（图六：1），由于马背上有骑兵，且陶马体量相对不大，故而马鞍刻画得不如秦俑坑或香山汉墓陶马那样细致，但是从细节上仍可以看到，马鞍包含左右两块垫子，之间有一道明显的沟槽，属软马鞍特征（图六：2）。

图六 杨家湾汉墓骑马俑及鞍部特写（从左至右：1、2）

在汉墓壁画或画像石的鞍马图像中，也能看到软马鞍的形象。例如，在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M1中绘制有不少马匹图像。由于大多为侧视图，故而只能表现出一侧的鞍垫，但画师依然在其两端认真勾勒出半月形断面（图七：1、2），与香山汉墓陶马上的表象方式较为类似。

图七 西安理工大M1壁画鞍马墨线图（从左至右：1、2）

东汉时期，软马鞍依然流行，甚至到了东汉晚期依旧如此。例如西安南郊世家星城东汉晚期M169中出土的陶马，其所配马鞍被塑造成立体式的（图八：1、2）。从照片上可看出，此鞍前端明显分开，应由两块鞍垫构成。鞍垫两端微微翘起，中部有一根贯通的条带，其表面还分布着整齐的小圆点，系模仿软马鞍（图八：3）。

图八  西安南郊世家星城东汉M169出土陶马鞍部特写及墨线图（从左至右：1、2、3）

三 相关问题讨论

上文列举的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软马鞍实物及图像材料，实际上如果留心观察，还会发现不少类似的考古材料，从而可判断在战国秦汉时期这种软马鞍颇为常见，是骑乘所用的主要鞍具。以下，对软马鞍的性能、相关文献记载及源流等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一）软马鞍性能分析

通过前面的介绍和分析，可将软马鞍的结构特征归纳为以下三点：

由两块带有填充物的鞍垫拼合而成，鞍垫断面呈半月形；

两块鞍垫之间留有一定空隙；

鞍垫表面可见密集的针眼，为绗缝所致。

这种结构是出于实际需求而有意为之的，其设计看似简单，但有足够的合理性。首先，马的脊骨较为突出，在颈、肩连接处还有高起的肩隆（图九：1），这些部位都难以承受较大的压力。因此如果骑乘者和马之间没有合适的隔离物，人体就会对马脊骨造成压迫，使役久了容易导致骨骼病变（图九：2），当然骑乘者自身也会很不舒适。即便在马背上铺毯子一类的隔离物，除了增加装饰性外，也只是减弱了人和马背之间的摩擦，作用很有限。而软马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不适。两块鞍垫之间预留空隙，便可巧妙地避开马的脊骨，把大部分压力转移到两侧肋骨上，使压力分散开。其次，在鞍垫里填入厚实的填充物，大大降低了人和马的不适。最后，在鞍垫上用针线来回绗缝，可防止填充物在鞍垫中游离，使之耐用，与今天棉衣、羽绒服的加工方式十分相似。

图九 马体骨骼结构及骨骼病变示意图

显然，跟铺设毯子、皮革的做法相比，软马鞍在性能上进步了许多，使用软马鞍后，人们更易于长时间、远距离骑马或完成马上作战等剧烈运动，马匹的使役时间也能随之延长。因结构上的不同，这两种方式所需要的其他配件也有所不同—软马鞍必须借助其他带具才能固定住，至少也要有一根腹带，而毯子之类的则不需要。例如，在亚述王国的石刻浅浮雕上就有此类毯子的形象，且细节较为丰富，可看出马背上仅有一块薄毯子以及一根较宽的攀胸，却明显没有腹带（图一〇）。

图一〇  亚述王亚述巴尼帕猎狮浮雕（645-635 BC.）及局部特写

（二）相关文献记载考辨

对于战国秦汉时期的软马鞍，曾有研究者认为不应视为真正的鞍，或将其命名为鞯，在概念上仍存在模糊。因此，我们有必要借助文献，对这一时期的鞍与鞯加以辨析，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传世史料中，作为马具的“鞍”最早见于《史记》，如刘邦曾经“下马踞鞍而问”；李广与匈奴人作战时，为行疑兵之计，也曾“下马解鞍”。分析这些语句可知，西汉早期的鞍应无硬质骨架，可铺展开来，故而刘邦可以拿它来当坐垫；而且这种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为当时长途跑马所必需，所以李广才能通过解鞍的举动，向匈奴人展示自己没有逃跑之意。此外，在《汉书》《盐铁论》《说文解字》等文献中也可见到作为马具的“鞍”，并且常出现“鞍马”一词。这表明至少在汉代，马鞍已经是一种常见的马具了。

相反，在汉代之前的传世史料中却极少见到“鞯”，出土战国简册文字所见马具类名物中有“鞍”，而无确凿的“鞯”。在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才大量出现“鞯”。笔者认为，这大概跟木质高桥鞍出现之后不得不以鞯衬于鞍下以保护马背有关。有了需求，就会重视，进而在名物上予以强调。而在战国秦汉时期尚无硬质马鞍，因此对鞍下衬垫物的重视程度不像后来那么强烈，相关的记述也就比较少了。

由此可看出，汉代人更注重鞍，也常用鞍。汉代文献中的“鞍”，符合前述的软马鞍之特征，二者可互相对应。实际上，杨泓、孙机早已指出，虽然秦至西汉时的鞍具本质是垫子，但当时已经称这种鞍垫为“鞍”。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前述的秦俑坑陶马及香山汉墓彩绘陶马上，马鞍底下衬有毯子或皮革类物品，其功能与后世的鞯存在一定相似之处，亦有研究者称之为鞯。不过，因文献中关于“鞯”的记载不足，笔者以为似仍难遽断。

另有一则文献与软马鞍关系密切，即“革鞍氂成”，出自《盐铁论·散不足》。西汉“贤良”们是古非今，追忆汉代以前的简朴生活，刚好谈及马具，他们说道：

“古者，庶人贱骑绳控，革鞮皮荐而已。及其后，革鞍氂成，铁镳不饰。今富者耳银镊䪉，黄金琅勒，罽绣弇汗，华䩸明鲜。中者漆韦绍系，采画暴干”

。这段文字是西汉人对他们所认知的古代以及当代马具的描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般认为，“贱骑”即今天所说的“骣骑”。“革鞮”为皮靴。“皮荐”即皮革材质的垫子，但没有称之为鞍，应指在马背上铺设的不含填充物的皮革或毯子。“贤良”们对“古者”骑马方式的描述，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亦反映出在他们眼中，铺皮荐与骣骑无异。值得关注的是紧随其后的“革鞍氂成”，在这一语境当中，革鞍显然是比皮荐要先进、复杂的马具。关于其中“氂”的含义，古今学者进行过考证。《尔雅》曰：“氂，罽也。”王利器据此判断“氂成”就是以氂织成之物，从而将“革鞍氂成”解释为某种以毛织物制成的鞍具。不过《汉书·王莽传》提到，王莽“好厚履高冠，以氂装衣”，颜师古解释为“毛之强曲者曰氂，以装褚毛中，令其张起也。”王利器认为，颜师古的解释有误，王莽所用之氂也是毛织物。

笔者认为，“氂成”本身并不明确具备织造的含义，从考古材料看，颜师古的解释反而是更有道理的—软马鞍中填充兽毛，正是所谓“毛之强曲者”，借此可以撑起鞍垫，与王莽设法利用兽毛填装衣服从而令其张起是一个道理。因此，“贤良”们所说的“革鞍氂成”，更像是用皮革缝制并填充兽毛的软马鞍。从这段记载还可看出，西汉的富者不过是增强了马鞍的装饰，却没有大改其结构。由此可见，“贤良”们对于马具发展脉络的把握是准确的。而后唐人编撰《初学记》，在“鞍”类中引《盐铁论》，曰：“古者绳鞚、草鞮、皮荐而已，其后代以革鞍、铁镳而不饰”。唐人仅言“革鞍”而忽略“氂成”，恰失其关键特征。

（三）软马鞍源流探析

关于马鞍的起源，有研究者指出，尽管在公元前9世纪时亚述人已经开始使用骑兵，但是从浅浮雕等材料来看，亚述人并没有配备真正的马鞍。马鞍的发明权应归属于欧亚草原的游牧人群。

在欧亚草原东部的确发现过一些早期游牧人群的马具遗存，集中在阿尔泰地区。例如，前苏联考古学家鲁金科（S．I．Rudenko)发掘了著名的巴泽雷克墓地（Pazyryk Barrows），清理出保存较好的殉马及实物马具。以5号墓出土马鞍为例，该鞍由左右两块长50-60厘米的鞍垫组成，鞍垫用四片皮革缝制成皮囊状，断面近半月形，内部填充鹿毛（亦有以莎草替代者），并以针线绗缝。鞍垫以三根皮带相连缀，之间留有空隙。鞍上还附加攀胸、后鞧、腹带。有时还会在其上方覆盖一块毯子（saddle-covers），并在马鞍边缘缀挂牌形饰物（图一一：1、2）。

图一一  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马鞍及墨线图（从上至下：1、2）

比巴泽雷克墓时代略早的还有俄罗斯图埃赫塔（Tuekta）1号墓中出土的马鞍，但其基本结构别无二致，表面亦可见明显的绗缝痕迹（图一二）。

图一二  图埃赫塔出土的马鞍遗物墨线图

以上的马鞍实物，年代集中在公元前5-4世纪。鲁金科指出，巴泽雷克式鞍的分布区域不仅包括亚洲草原的部落地区，还包括黑海地区的斯基泰文化区域。阿尔泰以外的其他区域虽缺乏实物遗存，但从带有马匹形象的遗物上可看到同类鞍具。例如，艾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斯基泰文化金牌饰上有两匹鞍马形象（图一三：1），可以看出，马鞍表面有三根纵向的皮带，鞍垫上还有数道横向线，将其分割成条楞状。参考前述实物，我们不难判断，这些横向线是为了表现鞍垫上的绗缝痕迹。此外，马鞍上还装配有腹带、攀胸、后鞧，结构与巴泽雷克式鞍基本相同（图一三：2、3）。

图一三  艾米塔什博物馆藏斯基泰文化金牌饰及局部特写、墨线图（从左至右：1、2、3）

图一四 巴泽雷克3号、5号墓出土马鞍饰片 （从左至右：1、2）

将上述欧亚草原的马鞍材料和中国境内的软马鞍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它们具有诸多共同特征，可视为同一系统。这种软马鞍分布区域极广，自然令人考虑到物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但由于软马鞍是非常实用的物品，而且制作起来并不存在很高的技术壁垒，因此首先需要确定不同地区的软马鞍是否为独立起源。

笔者认为，欧亚草原与中国的软马鞍很可能存在文化传播的背景，至少也是通过交流而进行改进的。这一推测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第一，如前所述，软马鞍看似结构简单，但设计合理，颇具巧思。在马背铺设毯子或皮革，几乎是所有骑马者都能够想出的，而根据马体结构特点设计出能够同时减弱人、马不适的软马鞍，则需要更为丰富的经验以及灵感。

第二，这些马鞍在细节方面颇为相似。巴泽雷克马鞍周围连缀着多枚尖首状牌饰，它们或位于皮带末端，或位于鞍垫两头，用鹿角或木材制成，有的还布满纹饰（图一一，图一四：1、2）。类似的饰物在斯基泰金牌饰（图一三：2）以及秦俑坑陶马（图四：2）、香山汉墓陶马（图五：1）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具体的纹饰风格不尽相同，但牌饰的基本外形以及装配位置却极为一致。

欧亚草原幅员辽阔，不过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是频繁而普遍的，当家马以及成熟的马具出现之后，交流就变得更加容易了。那么，软马鞍最早起源于何处呢？鲁金科指出，因为不知道还有其他更早的马鞍例证，所以巴泽雷克的马鞍可能是最古老以及分布最广泛的。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公元前950年左右的软马鞍远早于巴泽雷克。笔者查验材料后发现，目前新疆所见最早、最完整的软马鞍，仍为前述苏贝希墓地所出的。以阿尔泰地区为核心的巴泽雷克文化向东、向南的传播，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研究，根据这些成果可知，东周时期我国北方及西北地区的文化跟巴泽雷克文化之间直接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考虑到这一大背景，笔者认为我国境内所发现的软马鞍与其他诸多因素一样，很可能是受欧亚草原游牧人群的影响而出现的，最早的传播区域应当在与草原毗邻的地区，而后向中原扩散。

在欧亚草原，软马鞍对于游牧和骑马作战的用处都很大。而在中原地区，游牧经济并不流行，故推测在促进改良马具的动力中，战争的需求是最为重要的，也最契合时代背景。从晚商到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对马的利用以牵引马车为主，缺少骑乘类马具。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骑兵队伍的建立，始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了对抗北方的楼烦、东胡、林胡，赵国放弃了不够机动灵活的战车，“胡服招骑射”。当然，赵武灵王的例子只是一个缩影，战国时期中原诸国都积极发展骑兵，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兵种来使用。很可能是这种普遍需求促进了软马鞍的传播。

关于软马鞍的流变，笔者曾提出，软马鞍与高桥鞍存在结构相似性，高桥鞍的木质鞍座板是在软马鞍鞍垫的基础上改进的，只是又在两端新增了高鞍桥。从软马鞍到高桥鞍的转变，是马具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曾有学者援引定县三盘山西汉墓出土铜䡟上的骑射图像（图一五：1、2）作为例证，指出高桥鞍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不过，正如前文讨论汉代软马鞍形制时提到的，软马鞍的鞍垫具有一定厚度，在香山汉墓陶马、西安理工大M1壁画中都特地用透视手法表现了出来。在定县汉墓铜䡟的骑射图上，马鞍前端有一枚半月形的物品，但恐怕更接近软马鞍的断面，而非鞍桥。因此，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不宜将这一转变节点提得过早。

图一五  定县三盘山西汉墓出土铜䡟及骑射图像墨线图（从上至下：1、2）

另外，虽然到了魏晋之后高桥鞍成为主流，但软马鞍仍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可能并未彻底消失。2018年，笔者在青海省都兰县参加田野发掘时，观察到当地藏民在骑马放牧时常常不用高桥鞍，反而用一种简单的软垫马鞍，通过腹带固定，并且不装马镫（图一六：1）。走访牧民后得知，他们在野外放牧需要经常上、下马，使用软垫马鞍时只要按住马背即可跃上，甚为便捷，若使用传统的高桥鞍（图一六：2），则需要扳鞍踏镫，反而不如软马鞍实用。

图一六 都兰县藏民所用软垫马鞍及高桥鞍（从左至右：1、2）

四 结语

通过以上对考古材料和文献的整理研究可知，软马鞍是最早的骑乘专用马鞍，具有多项突出的外形特征，设计也十分合理，实用性较强。在战国秦汉时期，这种软马鞍曾广泛流行于我国新疆、中原地区，而其源头则与欧亚草原的游牧人群密切相关。软马鞍出现之后，从战国一直延续使用至东汉晚期，到了魏晋时逐渐为木质高桥鞍逐渐取代。但是，在今天的民族学材料里仍能偶尔看到类似的马具，体现出这种马鞍独有的长处。

(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