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晚清官场镜像》：日记中的晚清政治生态｜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记忆不仅是过去留下的痕迹，也是我们通向未来的隧道。通过记忆对事物的筛选，我们将有价值的片段保存在自己的脑中，而书籍，无疑是最能影响我们记忆方式的一种存在。通过历史与社科书籍，我们可以铭记那些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现象，通过文学艺术书籍，我们能够捕捉到细节与被忽略的微妙情绪，通过童书和生活书籍，我们得以在时间中逐渐成长。

　　《晚清官场镜像》

　　作者：邱捷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5月

　　《晚清官场镜像》作者邱捷答谢视频。

　　致敬辞

　　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档案室，存放着一本少有人问津的日记。它的主人——晚清的一个州县官杜凤治50岁才开启仕途，宦粤十几年，以一个地方官僚的私人视角真实记录了晚清时期官场的百态。邱捷独具慧眼，经过长期的深入阅读，充分挖掘出这本日记的价值。晚清地方官员为何经常偏离王法做出判决？官员之间对上对下日常如何互动？“皇权”是否“不下县”？针对这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晚清官场镜像》在既有的有关清朝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研究的基础上，填补了许多前人未给予充分关注的关键事实与细节。

　　我们致敬邱捷，致敬他用自己的智慧为历史研究一个重要的领域贡献了有价值的新史料、新观点，更致敬他身为一位历史学者，身体力行“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钻研精神，倾注近二十年心血成就一部著作。我们致敬《晚清官场镜像》，它见微知著，用基层官员鲜活的日常折射晚清政治生态及其中的隐忧。它将目光投向抽象的制度中活生生的人，书写一部“活的制度史”，彰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答谢辞

　　得知这本书获得“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我很感谢。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是我点注杜凤治日记的副产品。日记有不少以往学界不甚关注的晚清官场运作细节，我顺手把这些细节或者是故事记下来，后来就写成这本书。书出版后，得到多位研究清史和近代史同行的鼓励。几位著名的书评人做了非常专业和中肯的评论。有人还指出了这本书某些需要改进之处，我感谢之余，也很钦佩。

　　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这本书出版后已经加印了两次。学术著作出版当年就加印两次的不多，自己写的书有不少人愿意读，作为作者我当然开心，不过我也知道，也许不是因为书写得很好，而是因为杜凤治日记的内容确实有吸引力。我希望这本书能提醒更多研究者关注杜凤治日记。

　　——邱捷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01 这本书

　　新京报：通过研究杜凤治的日记，你如何理解日记的史料价值？利用日记史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邱捷：随着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多元化，学者对日记也越来越重视，尤其是杜凤治日记这样的分量较大、连续记载多年的日记。日记通常是当天写下（即使补写也不会隔太久），记忆失误的可能性小些，会更真实地反映作者的想法。而日记因其私密性，会记下其他文献没有反映的事实。地位重要者的日记，如《蒋介石日记》，因涉及很多重大历史问题，自然更受研究者重视。一般而言，在政治、军事、学术等方面有很高地位者，会预见到日记日后一定会被公开，所以，下笔时自觉不自觉都会有所顾忌，学者引用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

　　杜凤治是小官，进入仕途时已53岁，他又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会名垂青史，写日记不是为塑造自己形象以流芳后世。在当时，几百万字的日记绝无刻印出版的可能，日记中记了大量对上司、同僚、下属甚至至亲好友刻薄的评论，甚至记下了自己的一些隐私，说明杜凤治写日记时并不打算把日记示人，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亲身经历平实地记下，并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最多只是想通过记日记宣泄一下情绪而已。从史料来说，这种“为写而写”，并无刻印出版预期的日记更可信。作为承上启下的州县官，杜凤治的观察和记录也具有特别的视角。

　　但我不会认为杜凤治的日记全部符合事实。我阅读全本日记的体会是，杜凤治有关上司指示、同僚谈论，以及自己催征手段、滥施酷刑、各种支出、财产处置等记述基本可信。但他对事件经过、案情真相以及广东社会、广东风俗的记述与评论，肯定有片面之处甚至失实。对事实的记述，也会因兴趣、亲疏、好恶有所选择、剪裁，传闻失误、判断不当、知其一不知其二等情况肯定存在。因此，不可以把杜凤治在日记所记内容简单地视为信史，但日记所反映的杜凤治的心态应该是真实的。

　　对史学研究者而言，如何利用史料是一项基本功，既然这部日记史料价值很高，只要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去利用，肯定对很多课题的研究都有用处。

　　新京报：阅读整理日记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对于这部日记的后续研究者来说，有哪些有待进一步延展的问题？

　　邱捷：很感谢各位读者的厚爱，尤其感谢指出《晚清官场镜像》某些不足之处的读者和书评人。我在整理这部日记时首先遇到的大的困难当然是“认字”和“认人”的问题。日记用较草行书书写，分量很大，插写、涂改之处往往用蝇头小字。杜凤治写字未必完全遵循草书规范，偶尔还有错字，很多时候字认不出，只能靠前后文猜测，遇到人名、地名写得很潦草，无法据前后文猜测，就更困难了。我除了利用各种书法工具书之外，还经常请教懂书法的朋友。现在有很多数据库可检索，只要想出合适的关键词，反复去试，很多人名、地名的正确写法都可以查出。日记提及的人物很少用本名、全名，多数用字号、借称、绰号或官名别称、简称，搞清“谁是谁”更不容易。

　　我相信，今后研究清史的学者会很关注这部日记。日记有关办案的记载特别值得重视。据我所知，中山大学徐忠明教授已认真阅读了全部日记，相信他与其他研究清代法制史的学者利用这部日记会取得很有新意的成果。

　　新京报：你从杜凤治的个人记述当中，感受到晚清官场宏观政治气象的哪些特点？杜凤治的故事有怎样的代表性？

　　邱捷：日记反映出直到19世纪后期，清朝官场，也就是清朝的政治制度还没有“走出中世纪”，这个制度既是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极大障碍。杜凤治作为清朝一个中下级官员，有多大代表性我不好轻下判断，但他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清朝州县官。他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反映出多数官员对“纲常伦理”与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并无怀疑，很起劲地做官，使清朝政治制度在旧轨道维持“正常”运作。杜凤治虽然也读过一些介绍“西学”的书，但思想仍然没有“走出中世纪”。于此可见，其时在官员群体中非常缺乏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02 这个人

　　新京报：研究杜凤治的日记，让你对近代广东区域政治、文化、经济有哪些新的理解？

　　邱捷：读一部日记，很难对“近代广东区域政治、文化、经济”这样大的问题获得太多颠覆过去认知的新理解。但这部日记提供了很多前人不甚注意的细节，可以让我们对“近代广东区域政治、文化、经济”得到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从同治后期到光绪初期，广东与全国一样是晚清相对“平静”的时期，没有内忧外患的“重大事件”发生，杜凤治日记提醒我们，这么多年的广东也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新京报：你最近在关注和研究哪些新的问题？2021年，有哪些特别想推荐给我们读者的书目？ 

　　邱捷：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晚清州县官办案时的法外考量——基于杜凤治的个案考察》，也许今年会发表。也想就此角度写一本书。不过，我缺乏法律学科教育与研究的学术背景，以往同研究法制史的学者也没有交流，这本书就算写出来，在方法、视角、叙事与语言等方面与正宗的法制史研究著作肯定有很大差异，我的自我定位，也是和《晚清官场镜像》一样，是一部读史札记，但内容不会重复。

　　我近年因为年纪大，又忙于做《杜凤治日记》点注，读书不多，也不够用心。2021年的新书中，鲁西奇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陈春声的《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周琳的《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和彭南生的《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因为与我在写的著作或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有关，我都比较认真地读过，得到很多启发，很希望有更多读者同我一样对这几本书有兴趣。

　　采写丨刘亚光

　　编辑丨青青子、申婵、肖舒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