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何以“胎死腹中”

　　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即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观察记者 夏 燕

　　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即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继太湖、

巢湖、滇池蓝藻暴发之后，2007年7月12日，由于超标排放，武汉东湖子湖之一的官桥湖湖面开始出现大面积“翻塘”，近3万公斤鱼因缺氧死亡。

　　同一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回答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提问时指出，“所谓绿色GDP核算，因为国际上现在还没有这个意义上的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

　　7月22日，“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专家、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证实，2005年绿色GDP数据发布遭遇阻力。至此，启动刚过3年，仅正式发布过一次报告的“绿色GDP”项目，将被“无限期推迟”。

　　一个报告的非正常死亡

　　针对国家统计局的表态，王金南强调了绿色GDP的三大意义，并指出研究碰到“某些痛处”，证明绿色GDP更需要坚持下去。但他也坦承，没有统计局的配合，联合发布第二份研究报告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绿色GDP由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当时要求“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同年3月，《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项目启动。

　　2006年初，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等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为一年，共分技术准备、研究调查、全面核算、核算总结四个阶段。

　　同年9月7日，两局共同发布了耗时2年做出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也是我国第一份有关环境污染经济核算的国家报告。报告对全国各地区和42个行业的环境污染实物量、虚拟治理成本、环境退化成本进行了核算分析。分析结论认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总量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

　　此后，两部门同时表示，正在研究的2005年数据会在春节前向公众发布。

　　2007年3月，绿色GDP课题组成员表示，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已经完成，当年环境污染损失要高于2004年，与后者不同的是，这份新的报告还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统计表。

　　然而直至“两会”后，“早已完成”的报告却依然迟迟未能露面。

　　如今，在官方表态之后，这份命运多舛的报告又将被“无限期”搁置。

　　从“节后发布”到“两会后发布”，再到“无限期推迟”，绿色GDP报告的非正常死亡似乎从一开始就已被注定。

　　子虚乌有的绿色GDP?

　　对于绿色GDP报告迟迟不见公布，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这样表示，“国际上尚无真正意义的此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并称“所谓绿色GDP，是我们的一种俗称，是媒体、社会为了简化所说的一种名词，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没有所谓真正的绿色GDP的核算制度。”

　　对此，王金南则表示，该项目启动时的正式名称就是“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一般认为，绿色GDP的专业称呼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叫“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前者虽然是一种简称，但与后者并没有本质差别。

　　对资源环境的核算，许多国家早已有之。1978年，挪威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建立起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随后，芬兰也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等也早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将石油、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列入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得出环境退化成本，构筑起了自己的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

　　在“没有绿色GDP”一说之外，统计学界指称报告迟迟不能出台的理由还包括：研制绿色GDP的前提—环境的核算工作不够完备。

　　从目前的情况看，绿色GDP统计面临的技术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二是资源环境如何定价。那么，这两者是否真的不可跨越？对此，著名环境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马中教授则认为，实行绿色GDP确实存在许多难题，但并非不能解决。如资源环境定价问题，随着多种资源的产权越来越明确、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资源市场和环境市场逐渐形成，“实行绿色GDP的时间会越来越近”。

　　事实上，在官方表态之后，舆论的争议不断。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公众调查显示，有96.4%的人仍坚持认为“我国有必要进行绿色GDP”的核算。更有人表示，以国际上没有先例、且已经发布了一次报告后再来中止绿色GDP核算，不仅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与创新的精神相悖。另有观点则认为，任何一种研究都不可能一出生就十分完备，反之，它必须勇敢地接受实践和公众的检验。

　　夭折的背后

　　“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在发布内容和发布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分析报告“搁浅”的原因时，王金南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关键在于：环保总局认为2005年绿色GDP报告应该向社会公布；国家统计局则认为，有关环境核算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分地区核算数据只向国务院提供，作为决策参考，不对外发布。

　　王金南还透露，绿色GDP核算的中止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屈从于某些地方压力”。 有报道称，国家早在2005年初就已启动了绿色GDP试点工作，及至2006年底10个省市的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已全部通过验收。但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布本省的研究核算数据比较敏感，“个别试点省市还曾经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函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结果”。王金南表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金南说，绿色GDP成为敏感话题，本身就证明它是有用的。在这位专家看来，绿色GDP是衡量科学发展观的一把尺子，一旦予以实施，原有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会随之改变，加上扣除环境损失成本，将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大幅度下降。

　　就现实的情况看，自从干部选拔“惟数字说话”以来，对于数字的崇拜就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个世纪，就有西方产权经济学家指出，考核标准变化，人类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正如比赛准则变了赢得比赛的方式就会改变一样。而当前惟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正是这样一种比赛。由此，只要选拔干部的标准仍维系于GDP，地方政府为了增加任期内的GDP就会“殚精竭虑”，一些短视的行政行为也将难以避免。那么，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要进行绿色GDP核算，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而在此背后，一场发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以绿色GDP为中心的博弈正酣。

　　绿色GDP—不能承受之重

　　在王金南看来，推进绿色GDP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搞清污染实物量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了解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为污染减排决策提供依据；其二，帮助政府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的“高强度区”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重灾区”，有利于对症下药；其三，绿色GDP核算的过程和结果，将为环境税收、生态补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更多人也认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形势，应该成为推出绿色GDP的最大动力。

　　调查显示，我国实行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虽然GDP以每年8%到12%的速度增长，但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耗减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到13%，即扣除这个成本，GDP的增长实际为零或者为负值。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大气、土壤、水体、植被等各个环境要素的污染和破坏程度，都已接近或达到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环境污染形势已没有回旋余地。据国家相关部门对全国近14万平方公里河流面积和322座水库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严重污染。而公众一直忽略的一个更根本问题是，环境问题引发的疾病和健康损失难以胜数。有国际研究机构指出，中国癌症的70%来自污染物，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每年有75万人因为环境污染而早亡。

　　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民众环境意识觉醒的情况下，我国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正逐渐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危机。试想，如果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过大，多年改革成果的意义又将何在？

　　“关键的问题或许不在于绿色GDP数字的科学性争议，而在于有没有冲破利益集团阻挠让公众知道真相的决心和魄力，在于愿不愿意以大胆揭丑的方式来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人这样评论。

　　而按照王金南的说法，绿色GDP虽然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但没有这样的核算指标，就无法全面衡量我们的真实发展水平，就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协调发展。因此，无论有多少困难，“都应当继续进行探索”。

　　事实上，正如任何重大的改革创新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一样，但若一旦遭遇挫折便轻易改弦更张，那么整个经济社会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更多阵痛。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对于绿色GDP这个顺应

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我们更应乐观而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