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不能把中小企业全部赶走

　　南都：资金匮乏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英法美日这些走在前面的国家，他们对推动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有些什么扶持政策？他们的中小企业融资手段主要有哪些？

　　黄亚生：这些国家对中小企业的重视，其实就体现在我刚才讲到的就业，西方民主国家非常重视就业，而就业主要就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大企业的银行贷款通常是不提供担保的，但会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些风险担保。而在中国恰恰相反，政府只给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提供贷款担保，小的企业不要说担保，反而还会限制银行对他们的贷款。

　　现在学术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保护中小企业，不仅能促进就业，还能促进技术进步。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绝大多数的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硅谷，我们在中国经常提这个词，但从来没有人研究“硅谷”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从硅谷里面成长出来的巨人，刚开始都是个体户。现在的微软是一个IT巨人，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但是，微软在1975年是个什么公司？就是一个个体户，两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去创业。等到微软变成世界500强之后，它很多创新技术都是通过收购小公司获得的。中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带来就业，二是带来竞争，三是大企业的知识创新动力普遍很弱，需要通过收购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来获得创新能力。

　　反观上海的做法，是把小企业全部赶走。有一次我和上海的官员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回答冠冕堂皇，产品需要更新换代。我就继续问，什么叫产品更新换代？举个例子，一个是生产纺织品的工厂，一个是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你如果让一个官员作判断，哪个是高科技产业？他肯定会回答，当然是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事实恰恰相反，现在纺织品生产的科技含量到什么程度？法国一家生产运动衫的企业，雇佣MIT的生物学家做产品设计，研究当人体出汗时，这个产品对人的身体有什么反应，技术含量非常之高。而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技术含量反而非常低。如果让市场上的那些纺织企业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它们自然会向高科技这方面发展的。但现在政府一下把他们全部关停赶走，官员取代了市场，它们就丧失了转型发展的机会。

　　南都：我看到《福布斯》杂志曾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排名，印度有13家企业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我也看到，你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韩泰云在2003年合作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印度能否赶超中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关于两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讨论。那么，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在中小企业创新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黄亚生：印度有很多劣势，比如基础教育做的不好，比如劳动力市场非常死板——这个劣势正是中国目前要实行的。但我的一个观点是，硬件的障碍是一个企业家能够克服的，而软件环境的障碍恰恰是企业家自己没法克服的。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硬件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它有良好的企业制度，所以它就能克服这些硬件障碍。而且，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是支持自由企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没有障碍。印度现在有几个城市正在把它的机场部分私有化，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评论家认为印度在开放外资方面落后于中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政策条款方面，印度对外资的开放是领先于中国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外资不愿意进去。外资为什么不愿意进去？这是因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励外资，又鼓励内资，外资进不进入，主要取决于它对在这个市场的竞争能力的判断。比如美国完全是对外资开放，你很难想象外资会去美国开一家CPU公司来和Intel竞争。内资的竞争力太强，外资就不愿意进来。另外，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完善很多，原因就是对私营企业开放。印度早在1991年开始实行银行业的私有化改革和市场开放。所以，印度的银行对私营企业的支持远远大于中国，印度也因此成功地成长了一批能够与欧美最佳企业在国际上竞争的企业，譬如软件巨人Infosys和Wipro，医药及生物技术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实验室等等。而我们中国经济发展30年了，却没有产生这种跨国公司(除了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去国外购买能源资产)。现在印度的企业大规模去国外并购，印度流出的资本相当于流入的三倍，而且这些完全都是私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就是联想，实际上，联想是一个在香港注册的企业，如果它在中国内地注册的话，远远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南都：刚才你说到印度依靠内资发展的经验，而我们走的却是依靠外资的道路。有这样一个数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吸收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达到6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日本战后50年间吸收FDI的10倍。现在，中国各级政府没有不提招商引资的，尤其是要引外资。即便是以民间资本充裕著称的温州，市政府也推出了“一号工程”，以远远高于民企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我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温州希望借助那些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的进入，来实现所谓的经济转型与升级。请问你怎么看待政府这种“重视外资，压制内资”的做法？引入外资，能否促进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黄亚生：应该说，在“亲外资”这方面，温州是“落后”了。现在国外的经济学家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外资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贡献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过去有一个口号，“外资能带来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高精尖技术”。这个口号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真要引进管理技术，雇一个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简单和容易的；其次，如果企业自己都不重视管理技术，不向自己的员工投资，建立人力资本，为何要在口号上提“引进外资提高管理技术”呢？最后，到现在为止，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恰恰是使用外资最少的，比如韩国和日本。

　　我一点都不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全球化就是引进外资。其实，全球化有很多方式，比如贸易往来。上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在韩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技术转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和外国企业做贸易：如果我是你的上游供应商，我把产品供应给你，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和供应，你肯定是愿意把技术传授给我的，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股权关系。比如韩国三星集团，当年也是通过给美国的跨国公司做供货商，从中学到技术和管理。为什么中国不能通过做供应商而学到技术，非要通过外资呢？北大有学者曾经利用中国统计局一个非常详尽的数据库来研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有没有技术转移的效应，结果他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资企业能给内资企业带来技术转移效应。反而是如果一个地方外资多的话，内资企业的发展水平就会更低。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各级政府甚至学界都认为外资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呢？那是他们没有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他们经常看到经济增长了，外资也增长了，于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因为外资进来了，经济才增长了。更合理的解释是，恰恰是经济增长以后，外资才跟着进来。我们来看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有什么外资？除了深圳等有限的几个特区外，基本没什么外资，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丝毫不逊色于90年代及以后的经济增长，甚至在质量上还要超过90年代——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农民的收入在增加，对环境的破坏不是那么严重，能源使用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我们再看看温州的发展史，温州之所以富裕，根本不是靠外资，而是依靠内生的力量。温州模式的经验就是，实行更多的经济自由化，比如默许地下金融的存在，默许各种私有产权的存在。广东的案例也很有意思。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过深圳，当时有一个感觉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我碰到很多从吉林、辽宁来深圳创业的企业家，他们在“社会主义”的东北做不了企业，只好跑到资本主义的深圳来创业。深圳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创业模式，就是既吸引外资，也吸引内资。

　　而后来的上海模式恰恰相反，是通过牺牲内资来扶持外资。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统计表明，上海的内资企业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的排名非常靠后。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上海没有自己的品牌。这并不是上海人不聪明，或者上海人不会创业，上海人在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非常具有创业能力的城市，荣毅仁不就是当时的上海人嘛！原因何在？就是由于政府的“重外资，轻内资”政策，造成内资企业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现在老说中国企业没有创新的能力，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这么恶劣，它如何能有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