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晓辉

　　几年来张家口市中心的一条路一直坑坑洼洼污水横流，车辆行人莫不视为畏途，但经市长批示，3天之内污水导流，路面平整。这说明事情不是解决不了，市长批示的严令督促效果上远胜于部门之间不停“沟通协调”；几年来，每日行路胆战心惊，市民们多次向市、区等部门反映，但问题就是得不到解决。媒体对此事报道以后，很快区、市层层回馈反应。这更加印证了一个社会潜规则，媒体介入的方式比常规渠道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维护可能受损的权益。

　　张家口市桥西区祭风台街居民几年来的出行难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解决的过程很让人感动和感慨，市长亲自向居民们道歉，并怒斥开发商；施工部门昼夜施工，两天就还平整路面于居民。与张家口市市长郑雪碧那句“听听市民的骂声是很有好处的，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到位，还有待提升和改进”的民生角度相同，市委书记许宁在对这件事的批示中说，”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却对此视而不见呢？如果我们任由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疾苦熟视无睹的现象继续存在，那这种整顿就没有任何意义。”除去这件事让人感慨的当下中国式群众解决问题方式之外，我们更想说的，是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政府部门与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而互动中，政府对媒体批评的积极态度，让我们对未来民生问题和民众权益问题添了一份信心。

　　当然，这件事中让人欣喜的政府之于媒体的正确方式，如以制度的方式成为政府必须履行的任务，成为各级领导慨然为之的身体力行，我们才能更加确凿地保有这份信心。

　　对媒体的形容，向来有“喉舌”之说，在现在这个问题和矛盾纠葛复杂的社会里，媒体应以成为民众利益代言意义上的“喉舌”为本职之一。换句话说，民生是媒体在这个时代必须承担起的职责，媒体必须建设好这个自下而上的传达渠道。

　　而媒体的批评报道、舆论监督，是检验媒体民生功用的一个试金石。舆论监督是保障民众民主权利和个人权益的重要渠道，充当了一个民主政治监督的角色：在媒体的监督下行政，行政者只能以依法行政、执政为民为念。行政者对待媒体批评的正确态度，本应是以此作为约束，规范自我。只有执政者认识到媒体的监督事实上是民众行使监督权的时候，才能产生动力，提高为民意识。

　　而相反的情况是，对媒体的批评和监督，政府部门要么围追堵截动用各种手段关系必使之胎死腹中；要么置之不理视若罔闻，我行我素；要么对监督挑三拣四，抓住小节，全面推翻；要么反咬一口或者利用手中权力打击报复，比如风波刚息的“西丰县委书记进京抓记者”。这些权力部门和个人对媒体批评的态度，于一个媒体从业者的经验而言，并不鲜见。他们将媒体的批评报道代称为“负面报道”，视之为给自己的工作抹了黑，自己丢了面子，失了威信。

　　失了威信了吗？在张家口这次出行难的报道中，市长以最快的速度对本报的批评报道做出了反应，要求建设、交通、市政等部门协商解决难题。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民众巨大反响，路面平整以后，本报记者在百度贴吧和张家口论坛里看到了网民对政府关心百姓疾苦作风的一致赞许，网友留言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好市长。”一次批评报道，因为行政者的正确对待和积极响应，得到了民众的称赞，行政者先是因辖下道路的年久失修而遭遇媒体批评，后因“有过则改”而得到民众信赖，行政者的威信在这个事件中得到了提升。我们常常说的“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批评报道、舆论监督，如果正确对待，将成为执政者为民众服务的动力。现代社会是一个媒体十分发达的社会，媒体渗透到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发达的媒体交织成民众利益表达的多元渠道，政府该视发达的媒体为自己的眼睛、为社会矛盾的预警器，以此作为自己联系民众、发现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不仅符合民生成为社会重要议题的形势，也符合一个将“执政为民”为自己理念的执政党的根本利益。

　　近年来，全国各地以政府和党委的名义，出台了各种重视舆论监督的条例和暂行规定，这背后少不了各个地方的领导对舆论重视的强大推手———浙江德清县建立了新闻媒体监督反馈服务中心，形成了操作性极强的舆论监督办复机制：《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中对舆论监督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并对其宣传报道负责。对新闻媒体报道或者反映的属于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查，对其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要将调查处理情况向新闻媒体通报。海南省委也出台了《关于舆论监督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政府官员除了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保密的事项外，必须接受记者的采访。而云南省自仇和履新始，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一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

　　各地对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重视，是权力和媒体监督之间关系调整方面的一个进步。行政者也越来越学会了如何和媒体打交道，比如对媒体的批评即刻表态、积极回应，对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积极沟通和说明，使媒体的批评不成为放空炮。这是值得欣慰的进步。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设若我们对媒体监督有更深远的寄望，更需有社会格局的更开放民主，和新闻立法层面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