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理论和思想虽然自说是在第三次反思后成熟，但是他的治学方法却早在此前就卓然成家。那是因为先生在治学之初就受到国学大师熊十力、汪公岩等学者的私相传授，耳提面命。这种近似于旧私塾的教育方式，也就是先生崇仰的古代书院式教育，其效率是极高的。小学训诂大师黄季刚和先生同为楚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相同的气质：“较真”。先生对黄季刚先生也崇敬有加，常跟我谈起这位训诂大师的成就。但是先生在他的学术思想生涯中，又不仅仅是限于小学训诂的考证，而是要用小学训诂考证来解决实际问题。他说，“近几年学术界已经开始认识到清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的重要性。很难想象倘使抛弃前人在考据训诂方面做出的成果，我们在古籍研究方面将会碰到怎么样的障碍。”他也看到了很多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因为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方面的成果而发生的。同时他认为现在又不能完全回到乾嘉学派，而要将考据训诂的成果运用到各个研究领域。他所反复强调的，也就是熊十力的治学格言“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于己”，我认为先生治学可称重视传统小学训诂，并将之完美用于解决古代文论研究、思想研究的最佳典范。

　　我在1986年成为先生的第三位博士研究生。我的专业本来是小学训诂、古籍整理，导师为著名的古代文学、文献专家徐震锷教授。未料我刚入学，徐先生就因病仙逝。经过中文系同学、王元化先生当时所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生陆晓光的介绍，我来到王元化先生的家中。他仔细看了我的简历和有关训诂小学的论文，很祥和地告诉我，徐先生的学问非常好，训诂考证这门学问非常重要，如果你要进入我的门下，你不必重新改换专业方向，依旧搞你的训诂之学，这个方向是做学问的基础。当时我研读了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后增订改版为《文心雕龙讲疏》)，甚为敬佩先生在训释词义方面的严谨精密，每有新意，必有大量同时代文献史料佐证。他自己也告诉我，在做《文心雕龙》研究之初，其目的就是为《文心雕龙》做注释。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对国内学术界“以论带史”，蔑弃考据训诂乃至形成望文生义的学风不满。故而在著述中非常注重这方面的考证，很多阐述的新意往往就是从词义的训诂入手，同时也不是只找出出处辄止。他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谈他这本书的体例。他说，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很多发明新意的观点，都是从考释文字开始，训诂明才能大义明。他拈出《文心雕龙》中的数个重要概念进行诠释，而在正文之后有附释，或专题研讨，或提供理论资料。从搜集资料到考证概念，先生对于文献的广泛征引，将考证训诂用得那样纯熟，那样的精炼老到。观其法与乾嘉学派训诂考证方法上严守实事求是之学的精神一脉相传。不同的是，他的考证从来不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真正做到了把考证用到具体的解决问题中，“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两者在先生那里结合得如此完美。他关于“达巷党人”和“子见南子”的两篇考证文章中，就熟练地运用古代文献，进行非常详尽甚至有点繁琐的考证，以先生考释“子见南子”中的“矢”字，几乎将《皇清经解》中所有注家的注疏通读，并找来原文推敲，包括版本的异同，文字的错漏等。最后才指出前人在注释中所谓增字解经的问题，此被视为考证训诂之大忌。先生碰到无法解决的文字问题，宁可付之阙如，不下妄语。

　　即使先生撰写有关杜亚泉与中西文化论战以及其他类似反思文章，莫不将此种朴学方法用到极致。根据他的日记中记载，他为此上下寻觅，阅读了大量的文献，以求尽可能广泛地占有资料，在阅读文献中，对于字义、词义的训读诠释，都是在权衡各家的基础上进行的。

　　记得美国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教授1984年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自选中文学术论文集《中国青铜时代》，以相当篇幅的考古资料来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我被其中论述的很多新颖观点和引用的材料所吸引，尤其他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的萨满意识的问题，我觉得是关于人神关系讲得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论述。到先生家中上课讨论的时候，我专门介绍了这一观点。先生很有兴趣，他马上提到，“‘文革’时期的全体人民陷入一种狂热之中，集体无意识的盲目崇拜，是否跟这种萨满有着一定的关系？”他让我继续搜集资料，因为这对于研究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意识有着重大意义。后来我出国了，但是这个问题他始终没有动笔撰写。只是在三星堆出土“神树”后，从考古上分析是鱼和枭两个部落的图腾之后做了一个点评，认为神树的早期信仰和萨满是有密切关系的。可见先生治学之严谨。

　　先生资质聪颖，博闻强记，很多古文古释背诵如流。这也是他以朴学精神做学问的结果。我在2003年出版一本论文集前，索序于先生，先生当时眼疾严重，但他还是随笔为我写下一段话：“王鸣盛谓余任其劳，使人受其益；予居其难，使人乐其易。傅增湘称张元济校书阅之关开节解，如薙丝棘而履康庄，披云翳而睹晴昊。录前人句祝琦幸《文化语言新论》出版并与之共勉。”

　　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吾人何能得其万一？仅以小文窥管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