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立凡

　　从登上费城的“火车就职之旅”开始，奥巴马把他的理想主义政治推向了最高峰。他说，美国“需要建国者们表现出的坚定不移与理想主义”，需要“新独立宣言”；他说，美国人要有国家意识不能再抱“无所谓态度”；他说，他的政府是为中下层人民的政府，“不是为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服务的。”

　　全世界都在关注奥巴马的登临，其中许多人相信，这意味着美国和国际秩序新历史的开始。因为过去的一年，或许是八年，实在令人厌倦。这种厌倦是奥巴马奇迹产生的基础，是奥巴马和布什之间必然性替代的基础。但是，这种必然性不代表以后奥巴马的成功的必然性。

　　在优势和挑战两个方面，奥巴马都与许多前任不同。他享有肯尼迪以来最高的国内民望，由于前任的错误，这种民望甚至扩展到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他轻易整合了民主党的内部力量，与共和党也可能形成相当程度的互相谅解。这种政治优势足以使他获得需要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他的国家面临70多年来的最大危机，危机的表面是金融系统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在实体经济的蔓延，但实际上是美国是否处于衰落前期的考量，照奥巴马的话说，美国处在“叉口”。衰落不仅在于美国经济的全球的占比下降、美元体系出现崩塌迹象，更在于曾经成功地为全球多数经济体认可的美国式经济意识形态不再被相信和追捧。奥巴马要领导的是一个经济价值和理论价值都在下降的美国。

　　奥巴马面临不亚于冷战的挑战。挑战面前需要的是政治强人。但目前奥巴马头顶的光环，更多地是理想主义编织所成而非现实主义对策。他的年龄和政治生涯决定了他的这一特质。他对华尔街一次又一次提出了警告，他对就业岗位的承诺从300万个提高到了400万个，他宣布以更大规模刺激经济而不打算考虑政府赤字，他把从伊拉克撤军放在就职后要做的事的前两位。

　　更像诗人而不是政治家的奥巴马是一个激发政治热情的天才，但不是一个解决危机的天才。对于美国危机他不是一个创新者而将是一个复制者。复制70多年前最成功的民主党人罗斯福。与70年前稍有不同的是，上一次危机，罗斯福一个人解决，这一次布什在前期也参与了进来。奥巴马需要学会罗斯福的直谛并同时消化布什-保尔森-伯南克团队的前期救市的正负面影响。

　　消化并承接布什的救市遗产相对简单。在第一个3500亿被金融体系吃掉并使金融系统延缓生命后，奥巴马需要作出决定，仍在吐血的金融系统还需不需要救治。一系列迹象表明，奥巴马对于金融资本有强烈的厌恶之情，这决定了他的救市资金将侧重于产业，包括饱受诟病的陈旧的汽车业。产业界是奥巴马的主要支持力量所在，而且可以吸纳大量就业工人。如果奥巴马与产业资本结合而抛弃金融资本，一点也不奇怪。

　　展开罗斯福式的大规模基建项目将是第一个考验。罗斯福已经完成的公路铁路桥梁兵营医院等等建设，多数仍在发挥作用，这限制了奥巴马启动政府投资的方向。因此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他对上述领域的更新兴趣，比如节能环保型建筑。但是这将不能遏制美国经济的通缩势头。奥巴马需要找到更多的有用项目。此外，鉴于主要外汇富裕国中国、日本、中东国家对于美债的吸纳能力已经极其有限，奥巴马将被迫作出加印钞票以启动投资的选择，这意味着在建设项目展开后不久，美元贬值导致的通货膨胀可能卷土重来。这个时间可能是六个月后。所以，奥巴马专心对付通缩的时间并不太多。一旦美国经济面临通缩和通胀的双重夹击，奥巴马的政治挑战也就到来，民主党传统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攻击性也会增强，包括对中国的外贸和人民币汇率政策施加压力。

　　最大的挑战在于，奥巴马能否实现罗斯福式的从政府主导投资到消费者稳定前景预期，从而实现经济的反转。罗斯福通过颁行“劳动关系法”、“社会保险法”、“税收法”，实现了社会权利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实际上，这是一次社会改造运动。如果各种刺激经济方案都不能挽救美国经济，奥巴马必然需要对美国现有的社会权利和财富分配重新作出规划。这种规划将既涉及美国经济是否能够反转，也涉及美国社会是否能稳定并更加公平，最终涉及美国价值能否如以前一样在世界获得上市场。

　　在这样的强大挑战面前，至少在初期，奥巴马无暇过多涉及伊拉克之外的其他外部事务。他的政府或许将呈现这样一种特点：对外关系处理延用现有模式，对内启动罗斯福新政模式，并注入奥巴马的诗人色彩：比如对华尔街疾言厉色。

　　问题是，即使华尔街瑟瑟发抖，美国经济和美国价值能否从冬天中苏醒仍然是个谜。这个谜案决定奥巴马的命运。(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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