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凯

　　因不满强奸并杀害妻子的凶手苗德森被法院轻判(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苗德森服刑14年被提前释放后，受害人丈夫苗后启将其杀死复仇，被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缓。据报道，当年苗德森被轻判的原因是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苗德森被杀后，当地不少村民试图用联名信的方式，恳求法院对苗后启从轻判处。(3月8日《扬子晚报》)

　　以上两个相关联的刑事案件，一是精神病人强奸杀人案；二是受害者丈夫复仇杀人案。按照当代刑事审判所秉持的原则，对于不能完全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所从事的犯罪行为，一般都会受到从宽处理。当年法院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处理的。但恰恰是第一个看似毫无疑议的判决，间接引发了第二个案件。

　　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现代刑法理念认为，社会之所以需要刑罚的维护，首要原因在于预防犯罪的发生。刑罚的威慑，使潜在罪犯认识到犯罪的坏处大于好处，进而放弃犯罪。然而，这种以理性人为假设的刑罚观一旦遭遇类似苗德森这样的精神病人，便可能失去赖以成立的基础。第二，苗德森经过了法律裁判，并服刑完毕，按理苗后启已在法治框架下实现了合法报复的目的。但从报道的情况来看，“血债血偿”一直是苗后启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执着，且耐人寻味的是，同情苗后启并认为被杀者“罪有应得”者不在少数。

　　两起个案中现实与理念的分裂，或者说情与法的冲突，反映出当代刑罚理念的尴尬。对此，笔者以为，刑事政策应引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思维。

　　我们首先应当承认，人的情感满足是不能直接衡量的，因萝卜青菜各有所好，个人喜好必然不尽相同。例如，在苗后启心目中，个人正义与法治正义是有先后排序的，“杀人偿命”对于个人的满足显然大于法律带来的惩罚。按照这种思维，为防止更坏的结局(如杀人)发生，对犯有杀人、强奸等重罪的精神病人苛以更重的处罚并非不可取。

　　毕竟，民众的法律观与正确的法律观之间确有可能存在这种疏离。因此，如果其他社会成员利益、安全并未受到威胁，受害人家属也表示出宽恕之意，那么司法机关就完全没有必要实行重刑措施，因为重刑结果反会让人觉得正义受到了威胁。

　　过往我们常忽视刑事政策的人性之维，长此以往，表面看来无论多有信仰号召力的原则，都可能在人们的疑问和追问中变得脆弱不堪。我想这是本案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吧。

　　□钟凯(四川 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