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

　　近日，广东五华县155位代课教师，在即将获得对他们异常重要的“代转公”(代课教师转公办教师)资格的时候，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以涉嫌申报材料作假而宣布取消他们的“代转公”资格。这一事件引发了五华县代课教师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唇枪舌剑。在代课教师坚持要求上访申诉的情况下，五华县教育局称，若被取消转公资格教师坚持越级上访，有关部门将采取措施。

　　这起在当地颇为震动的政策事件，借助网络和媒体获得了相当充沛的舆论表达。不论是事态涉及的150多位代课教师，还是当地政府官员的表态，通过网络自助发帖和媒体跟进报道，各自意见都得到较充分的表达。尽管事件双方目前仍“激战正酣”，但这一事态的发生、发展与解决，因为相关信息披露的畅通无阻，至少在公共舆论平台上已经完全公开化。这种如同公共辩论的争议展开，对事件求解是一种积极的氛围。

　　回到五华“代转公”争议风波，它牵涉的公共议题实在太多。概述其要，大抵如下：为解决广东省内的代课教师问题，今年1月，广东省首次在代课教师中进行了“代转公”考试。在五华县获准参加首次“代转公”事件并且上线的298名代课教师中，后经查证有155名代课教师涉嫌作假，主要的方式为伪造教师资格证、伪造普通话等级证，或者以不达标的普通话等级证假冒为达标等级证，当地教育部门因此决定取消这些人的“代转公”资格。

　　就此而论，是非判断似乎异常清晰，既然是一场划定标准的公开考试，那么一经查实，任何作假行为均不得容忍，并不能因为代课教师的身份而就能获得特别的规则宽恕。然而，事件的后续表明，这些不惜以作假来博得职业机会的代课教师，在无奈之下亦有相当不忿。他们未必是不懂游戏规则的人，但在这种权益争取的窘境之下，他们的愤懑未必得到倾听。

　　首先，在这场决定他们职业生涯的关键考试中，为什么那些负责考试资格审查的官员，在考试之前的资格审查环节毫无发现，待至录取名单公示以后才又重手处置？五华县的代课教师们给出的解释是，县里原本以为新增的“代转公”教师工资全部由省财政负担，后来才知道省财政只负担30%，其余70%仍由县里自行解决。因此，决定设法大幅裁减代转公教师规模。尽管这种说法并未确证，但在来不及道德自省的基层生存规则里，代课教师们显然从这样一种说法中表达了强烈的被抛弃感。

　　其次，当不忿的代课教师意欲上访，他们收到的是主管副县长如此“息访”的短信。“政府是服务子民的。当您要挟政府时，政府将采取先情后理再法的处理方法。请您想想政府是怕您要挟、恐吓的吗？……”这些原本情绪郁积的代课教师，从这样的短信里接收到的是来自权力的威压和傲慢。

　　令人关切的是，在这种短兵相接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相对人针锋相对，两者之间并无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尽管代课教师们坚持认为，因普通话水平不达标就失去教师资格难以接受，但在这里却并没有一个能解决这种政策疑难的角色出场。只因为这是国家的教育政策所规定的。可见在公共政策的推行过程中，由于基层治理毫无弹性自主空间，这种刚硬博弈的风险变得异常之大。

　　无疑，提升教师队伍素质，促进教师队伍规范化，这是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方向。代课教师转职转岗，是不能逆转的历史潮流。就此而言，终究会有相当数量的代课教师会成为政策转轨的承担者，退出教师队伍。但无论如何，政策执行者应该让他们体面而有尊严地退出教师队伍，要以政策配套抚慰他们的受损利益。他们绝非不知政策方向的一群人，相反，他们曾经是中国的乡村承担最大公共责任的一个群体。在五华“代转公”风波的争议声中，我们仍然要强调，在政策方向不可逆转的情形下，也请为他们的生存利益找到可以化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