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士兵

　　很多人都曾问过我，当初为什么从外地到重庆工作。我总是说，是喜欢这座山水城 市。很多人对此有些不相信。这也难怪，这个答案有点形而上，离人的“现实” 诉求有些远。但是，对于长期游牧城市的我来说，这绝对是真心话。我的心，的确是被重庆那份绝致的美丽俘虏了。这两年，有关重庆的“负面新闻”比较多，让我在外地的一些亲友觉得重庆真的不是好地方。特别是治安问题，让人有些心神不宁。对此，我的看法是，重庆治安的确有问题。但是， 这绝不意味着其他城市就真的“平安无事”。能够有勇气把问题真正暴露出来，就是好事，就能有利于问题解决。现在，重庆打黑行动，不但让这座城市的 人们内心熨帖，也让全中国人羡慕得很。平安是福，感同身受，这才是最真实的体验。很多外地人也都希望能够学习“重庆打黑”好榜样。前天我看到一篇评论文章，作者梳理了重庆打黑的几点 经验，我觉得总结得特别好。对重庆打黑进行全 面盘点，来分享打黑经验，认清打黑价值，很有必要。文中包裹的美好诉求，符合人心。不过，我又在想，像重庆打黑这样的大好事，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最后会不会变成一件叫好不叫座的事呢？过去很多教训也说明，好经验之所以得不到复制，不是因为不需要这样的好经验，而是这样的好经验在相关利益博弈中，被远远地扔到了爪哇国。我想说的是，别的地方要想真正引进“重庆打黑”经验，就必须真正把公共利益放到第一位。

　　打黑现在已经成为公众普遍的心理诉求了。事实上，这些年，各地暴露出来的涉黑犯罪层出不穷。在唐山街头，“黑帮头目”杨树宽还曾经开着装甲车搞巡逻。种种情况都说明，涉黑犯罪似乎没有最嚣张，只有更嚣张。黑恶势力越嚣张，老百姓受害程度也就越大。当然，其背后“黑色保护伞”就越大，背后依靠的既得利益集团力量就越大。要动这样的黑恶势力，自然也就越加困难。

　　重庆打黑打得那么狠、那么准，也必然要经历与既得利益集团艰难博弈的过程。要知道，能够扳倒有“重庆最大黑保护伞”之称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前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能够搞定多名身家上亿的涉黑商人，其中还有一些人头戴“红顶”，这背后有多少相关利益博弈不难想象，而且，重庆打黑，还基于“要扫黑先治警”这样的前提。这一切都说明彻底地为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服务，让重庆打黑拥有真正的执法独立性。

　　那么，什么才是这种执法独立的保障呢？什么才是公共利益至上的支撑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真正的民主与法治。很多人都把重庆打黑归功于那位“狠角色”——— 重庆市公安局现任局长王立军。诚然，王立军的果敢决绝、雷厉风行，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重庆打黑能够取得的成绩并不完全属于“个人英雄主义”，而重要的是重庆法治建设实现重大转身后带来的成果。早在去年7月，重庆就提出了城市发展的新目标、新追求，其中就有打造“ 平安重庆”这一系统工程。为此，重庆做了大量工作，为重庆打黑提供了最强大的驱动力。

　　也就是说，要复制重庆打黑的经验，绝不是把王立军当人才引进过去就能解决问题的，重庆打黑之所以感动人，也不是缘于什么英雄虎胆、铁血丹心。在走向公民社会的年代，真正能够感动人的，还是民主与法治这个源头活水，一座城市也只会因为民主与法治而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