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张磊1月12日处警中使用枪支致两村民死亡。17日，安顺市警方向新华社记者透露了初步尸检结果。安顺警方负责人表示，从目前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张磊临场处置经验不足，存在处置不当的问题，没能很好掌控住局面，张磊及协勤当时确实受到当事人攻击和抓扯，但有无必要开枪示警值得商榷。警方将根据下一步的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新华网1月17日）

　　评论家刘洪波在评论这一事件中，谈到了权力与信念的碰撞，“代表国家、握有武器的一方是命令者。命令者处置一个简单的‘街头吵闹’，他在现场既需要恢复秩序，同时需要有人‘跪倒’”，而“被要求‘跪倒‘的人，将挨枪与否联系于是否犯法”，正是“命令者与被命令者之间，信念差异极大，误会极深，以至于不得不靠一个街头活报剧来终结分歧。”

　　这一事件甫一发生，在检察机关还没有介入、尸检没有进行之前，甚至警方自身的报告都还没有出台之前，当地政府就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称“郭永志和郭永华因打架袭警并抢枪被击毙”，用一个“袭警”为此事件进行定性，从而将话语权掌握在自身手中，争夺最有利的地位。伺后，贡派镇政府又迅速与死者家属达成了补偿70万元的协议，请注意，地方政府虽然给予了死者家属70万元钱，但这是“补偿”而非“赔偿”，用的是坡贡镇民政福利办公室的救济款，这个话语背后隐藏的意义就是，警方没有责任，警方是给予死者家属人道主义救助。

　　但这样的话语显然不能为死者家属认同，也不能为媒体和舆论认同，因为，尸检没有进行，真相没有查清，“袭警”从而何而来？“补偿”又有何理？

　　尸检报告明显否定了警方此前的结论。先前警方声称只开了四枪，但尸检显示是五枪，这就对当地政府先前“袭警”的话语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因为，按照目击证人讲述，“张磊先朝着郭永志的腰背正中开了一枪，不过当时郭永志并未立即死亡，他朝着身边的一根电杆爬过去，张磊走上前，用枪顶着他的后脑再开一枪”，现在，尸检证实了警方对郭永志是打了两枪，这第二枪，当事警察就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对此，当地警方解释说：“张磊临场处置经验不足，存在处置不当的问题，没能很好掌控住局面”，以此来圆先前的“袭警”话语中的漏洞与不足，再一次推卸责任。

　　但是，我们显然不需要“处置不当”的表达。这种话语使用的语境是在公安机关内部中工作使用，它只说明警察本身工作能力是否称职的问题，最多只是说明警察是否违纪的问题，它不能解释该警察是否违法犯罪、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的问题。

　　福柯说“话语是一种权力”。在这一事件中，这种“权力”可以理解为对公众的影响和得到公众的支持。当地政府和警方在这一事件中，不断地争夺话语权和变换话语形式，事实上是想占据舆论高地，从而推卸责任。显然，公众并不需要这种话语的表演，而是需要回到法治的话语轨道：真相到底如何？该警察是否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