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北京大望京村开始从地图上消失。和很多类似情形不同的是，这个村庄的村民没上访，更没闹事，拆迁过程中也没发生暴力事件。村民们得到了数十亿补偿款，以致在40多天里村庄就被拆迁完毕。这件事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评价，被认为在同类工作中有示范意义。

　　如果抛开补偿价格不说，“大望京模式”的确有很大的示范意义。这个模式的要件有两点：第一，补偿的价格村民满意，村民的议价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第二，从政府方面看，政府的出价考虑了市场因素———关键的意义正在这里。

　　任何交易的公正性都是相对的。大略说来，只要一项交易的多方当事人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因素起作用，交易就具有公正性。如果交易过程中有充分的信息，交易各方可以讨价还价，交易的公正性就更无可怀疑。这种自由交易形成的价格，也就是市场价格。如果没有市场环境，即使碰巧政府按市场价格出价了，农民也可能不满意，以致交易不能成功或发生冲突。所以，市场因素起作用，也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稳定社会关系。

　　大望京村所在的崔各庄乡的副乡长有一个概括：这个案例成功的秘密“其实就是市场化运作”。一语点中了要害。市场化运作不是谁的专利，当然别人也可以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望京模式”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当然，北京有其特殊性。土地储备部门对土地的二级市场价格有一个估计，它敢于出较高价格补偿村民。换句话说，北京的土地财政有巨大支撑力。“土地财政”本身没什么不好，关键要看它所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财政盈余如何合理使用。

　　我国许多中小城市房价还不像几个大城市那样高，土地市场运作的利益不大。这些地方往往难以用很高的价格补偿村集体居民。如果政府出价不能使老百姓满意，那就不必要急于拆他们的房子。要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任何地方的城中村或城郊村的土地，总会出现令政府和农民都满意的交易价格，或者叫做公正的价格。

　　从长远看，中国农民的大部分村庄必须改造，农民也有必要改善居住条件，否则，城乡二元结构就难以消除。整治村庄还可以为建设和农业生产节约出巨量土地。这是巨大的时代进程，官员为这件事动脑筋，应该看成是好事。但具体如何操作这件事，却关系重大。要承认，很多地方没办好这件事。事情办不好的原因，除了所谓干部“素质”乃至腐败因素，制度不健全才是关键。

　　总体看，我国土地的一级市场远不是真正的市场。因为市场不存在，也就不存在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由此发生的土地交易，其公正性总令人怀疑。换句话说，在这种背景下，土地交易的公正是偶然的，而不公正则是必然的。土地征收中的大量冲突之所以发生，根源正在这里。由此看，“大望京模式”要在其他地方复制，有一定难度。

　　要真正使“大望京模式”成为有普遍意义的范本，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中央提出的“产权明晰，用途管制”的改革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主张，应该是改革的方向。规划应该由政府拿，规划管理要法制化。在这个前提下，商业用地的交易要完全市场化，农民可以说“不”。公益性用地要压缩范围，征地补偿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只是农民不能说“不”。有了争议后，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他国经验证明，只要有这种法制环境，争议并不容易发生。

　　东京成田机场的一条跑道，因一个“钉子户”而没有足够的长度，但这没妨碍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林萃路的一段不那么直，也未见得拖了北京发展的后腿。这种现象反倒成了政府守住公正底线的标志，成了官员广博胸怀的无字碑。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这些事件本身形成的损害。孰轻孰重，理性的人们都能掂量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