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艺术形态是“朦胧美”，治理形态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所以黄仁宇批评中国缺少“数目字管理”。

　　不过今日的中国司法领域，却充斥着数字。曾有学者激烈批评这种“算数司法”。比如许霆从一台“秀逗”了的ATM里取了17万多元，他就“论罪可斩”，最轻也得“无期”。这个案件后来引发舆论激辩，最终还是从刑法中找出一个“灵活性”条款，以报请最高法院变通轻判了事。

　　犯罪数额有时决定被告的罪重罪轻，有时还能决定被告的有罪无罪。比如说，盗窃罪的最低追诉标准是500元。如果到手的赃物经评估只有499元，那么，刑律可免，劳教不可逃。这就是所谓违法甚至犯罪。

　　另一个常被提起，且屡成舆论焦点的“司法数字”，是受贿罪的追诉标准。根据5月1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5000元以上的，将被立案追诉。有不少网民一看到这段，就大骂“官民有别”，并质疑为何反贪贿也搞“国进民退”。

　　其实这是个误读。在刑事法律文本上，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诉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最低5000元的“起刑点”。所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5000元将被立案追诉”，明显是用错了“将来时”。这追诉标准，本就是过去时和现在进行时。

　　但这也只是针对文本而言。多数人的生活体验里，都不曾见过或听闻有受贿数千而被追究刑责的。不但如此，就连不少司法官员，也极力主张要抬高贪贿犯罪的起刑点。最知名的如最高法院的张军副院长曾说，“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张军副院长还介绍了当下的追诉标准异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

　　为张副院长这段话作出注脚的最新例证，发生在广东英德。据媒体报道，最近广东省检察院公布了2009年十大“典型案件”，其中有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受贿66.5万元一案。检方解释这一“典型案件”的最大“卖点”就在于，“教育局长受贿被查，近百涉案校长闻风自首”。这百名校长涉嫌受贿的最终处理是，除1位校长因受贿几万元被起诉，其他校长均顺利过关。

　　为什么校长们能集体过关？是他们的受贿数额都达不到最低5000元的标准吗？不是。熟悉案情的反贪局长介绍说，行贿的起刑点一般是1万元，但多数自首校长收到的“劳务费”，好几年才几千元，数额没有达到起刑标准，而且在自首时已将赃款上交，最后检方决定免予起诉。

　　这就是中国治理传统中的“朦胧美”。局长一是把受贿的起刑点替换成了行贿的起刑点，5000元一下子就变成了1万元；二是把校长受贿的数额笼统成几千元，一下子大大贬低了校长们的人格尊严。

　　我们得承认这样的事实：贪贿犯罪的追诉标准这些年在不断与时俱进。与此相伴生的，是法治的节节败退。于刑事司法的文本上，贪贿犯罪的5000元追诉标准被不断重申，其针对的正是一些基层司法机关对这一追诉标准的不断破坏。现实如此，只有重申显然是不够的。对知法违法者的责任追究，也应规范和具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