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两个月内，我国已连续发生了6起校园血案。校园血案的频频上演，在谴责凶手之余，震惊的社会公众怀疑：惊人相似的血案频发，是否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带来“示范效应”？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专家指出，新闻报道是一个双刃剑，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新闻报道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新闻媒体故意渲染，那么不仅会产生恐惧心理而且会的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提供犯罪信息，他们会群起效仿，铤而走险。

　　媒体推倒了校园血案的多米诺骨牌？我以为，媒体报道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履行舆论监督，二是满足公共知情权。发生校园血案，媒体跟进报道合情合理合法，既是媒体功能的发挥，又保障了公共社会的信息权利，何错之有？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接二连三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是因为新闻媒体的过度渲染而产生了连锁反应。”一位专家这样说。照此逻辑，警匪、武侠的影视作品都该封杀了——媒体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报道，无论多么“详细”，也远远不及影视作品中虚构展现的一场谋杀案过程。

　　专家们不仅太自以为是、小看了公共社会的智商，还有意规避了校园血案频发的社会性根源。南平血案后，世人对郑民生的谴责如潮水。但一些认识郑的人，都坚持说他“人不坏”。《新京报》记者孔璞用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来描述郑民生：“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内心变异和丧心病狂只是犯罪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便是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和被抛弃的孤独感。这不是对罪行的开脱，这是对罪行衍生根源的深刻检视和自省。唯此，才会让我们无限触摸到那些罪恶的灵魂、那些血腥的脉动，从而以文明的理性去荡涤生命和公共安全头顶驱之不散的阴霾。

　　而实际上，血案之后，社会需要及时反思，该利用何种途径和方法，来消解个别个体对社会难解的仇恨以及被抛弃的孤独感。引领社会进行反思自省，这便是媒体的责任，千万别把这种有益和必要的反思当成了“恶意渲染”。

　　瑞典斯科耐省警察局地方刑事犯罪局局长亨里克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媒体的报道有时会对案件的侦查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出现局部失实报道，但我们不该为此限制媒体报道，因为媒体自由的价值高于某个具体案件侦破的价值，它带来的好处终归大于负面影响。”媒体监督的自由价值，对于越来越成熟的公民社会非常重要，它可以推动公民精神的成长和社会进步。把校园血案频发归咎于媒体报道，古怪，滑稽，且荒谬。与媒体的报道方式相比，专家们的“自由发言”更令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