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5月19日社论《“命案必破”原则与冤案频发的悖论》认为，“命案必破”毕竟是主观的善良愿望，说到底还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一制度的悖论，就在于以纯粹主观的愿望，替代客观上的不可能性。如果将“命案必破”制度机械地套用到任何办案警察身上，不仅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会诱发刑讯逼供以及其他荒谬做法。

　　但是，我却认为，“命案必破”的本质基于社会的基本伦理。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坚持公平和正义，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等，这些并不是主观的个人化的理想，也不是善良的愿望，而是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基本伦理。即使这些基本伦理法则，在客观上有多么大的执行难度，以及不可能性，但在现实社会依然有着“道德准星”的作用，“命案必破”和执法必严一样，我们应该看作是警界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原则，对于警察而言，体现了其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警界职业态度和道德操守的一种反应。

　　英国在1829年颁布了《警察训令》，这是世界警察史上第一个专项警察法令，其中明文规定“以犯罪的减少来证明警察的效率与效益”，而晚清1898年7月，名臣黄遵宪仿照西方警察制度，创建湖南保卫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警察组织，湖南保卫局职责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由此，纵观东西方的警察文化，共通之处都是打击犯罪，并以打击犯罪的程度来衡量警务水平的高低。

　　有人会说，以犯罪的减少来考核警察的业绩，非常苛刻，因为犯罪的增多源于社会问题，并非警察无能所致。其实，这只是一种诡辩而已，按照这种逻辑，所有的警察职业道德和规范都成了“诱导犯罪”的原因。近期，赵作海冤案曝光，有人借此质疑“命案必破”，即是坠入这种诡辩逻辑。赵作海冤案的发生，和“命案必破”无关。即使没有命案必破，赵作海式的司法冤案也依然发生。

　　“命案必破”并不存在“制度悖论”，坚持“命案必破”原则，和诱发刑讯逼供等执法腐败，并不存在着逻辑关系。以前，山东省金乡县某公安局派出所副所长组织盗窃机动车，被判无期徒刑，该犯坦言薪水低，“干这活来钱快”，按照诡辩的逻辑，这难道是警察队伍的工资薪酬设计出了问题？

　　遏制执法腐败，不需要去颠覆社会的基本伦理，而还是要依靠公共治理的路径，我以为，应该加强对警界的舆论监督，对警界的腐败行为进行客观和真实的报道，在美国的警察历史中，众多警察腐败丑闻得以曝光和整肃，或多或少都有赖于新闻媒体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