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十连跳”是令人心痛不已的悲剧，那些逝去的年轻生命(8死2伤)永不可追回，留给我们这些旁观者沉重的反思。

　　已经有大量的相关报道，剖析悲剧背后的个人和社会原因。富士康公司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员工的心理辅导，不但开设电话热线，还开设宣泄室，让员工发泄情绪。

　　但在我看来，这些治标的措施，无法治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富士康的员工们无法逃离“牢笼式”的生存状态，那么由此导致的个人心理抑郁以及自杀现象就很难避免。

　　40万人，挤在3平方公里的厂区内，半军事化的管理，集体宿舍、工厂以及公共食堂的三点一线，就是工人们一日复一日的生活状态。据报道称，“一到下班时间，这里摩肩接踵，比深圳最繁华的中心城区华强北还热闹，走到路上都要侧着身。”

　　固然人是社会动物，喜欢群居，但如果无法保留一点自己的空间，私生活完全曝光在公共生活中，长此以往，人的精神状态将出现错乱。

　　我们发现，在富士康公司内部，由于不存在私人空间以及底薪较低，员工们倾向于加班。据《南方周末》的报道称，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更值得指出的是，富士康是“代工厂”，流水线上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人在这里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创新可言。一年365天，工作单调枯燥且紧张，又很少渠道可以发泄自己的情绪，再强大的心理也会出现问题。

　　何况这些员工大都是80和90后，他们少不经事，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本身就有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而相比他们的父辈，这群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高的期许，但在现实中却频频碰壁，心情不好却很难找到倾诉的对象。

　　卧底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实习记者刘志毅，很惊异偌大的一个厂区，竟然连一个老乡会都没有。“每个人在厂区里面活动，但每个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连姓名都不会多问。”

　　心理学专家认为，一个人在社会理应有很多层的关系，并且成为一张网。但是在富士康，一个人除了生产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集体关系，仅此单一的社会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孤立的点。永无休止的面对机器后，一旦遇到难以承受的焦虑与压力，最容易自杀。

　　在我看来，陆琪新书书名《上班奴》可谓是对富士康员工的形象而准确的称谓。他们待遇不高，工作单调，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很难看到未来的希望所在。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处于一种新型的“被奴役”状态，要摆脱殊非易事：辞职去其他公司，不一定比世界500强的富士康更好，很可能更糟糕；彻底告别城市回到农村，又已经不能适应乡下的生活。

　　前路坎坷却无路可退，他们只能选择继续被“奴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合力。政府当在制度层面使员工有对抗强势资本的手段，例如成立工会去和资方协商工资待遇以及改善生活环境；公司则应兼顾利润追求和人本精神，尽量为员工创造一个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员工自身也需要培养“自救”意识，加强心理素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抗挫折抗压力。

　　此外，应有各种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援助。例如民间心理咨询机构，就可以介入，通过集体上课以及个别辅导，及时疏通已有障碍的心理，使这些人不至于在无人可倾诉无人可求助的情况下，走向自杀。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胡锦涛倡导“体面劳动”，是令人欣慰的表态。但怎么去解脱形形色色的“上班奴”，还他们以尊严，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充分重视，并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