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2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谈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户籍出身成拉大收入差距推手”、“整顿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对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发风险的认识逐层衰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等引人瞩目的观点。

　　5月26日，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对于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到保障以及未制订应急预案的，一律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如此严厉的究责通知，此前极为少见。

　　再早一些的5月22日，在广东东莞召开的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当日开始到今年底，在全国各级法院集中开展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强调，必须防止把“大局”地方化，以“大局”“稳定”为借口排斥司法监督的倾向；摒弃“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的错误认识，不姑息迁就违法行政行为，不迎合屈服于各种非法干预；克服“纠错不利于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的错误认识，坚持有错必纠，避免因讳疾忌医而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中央高层在收入分配、征地拆迁、民告官案等全社会强烈关注的几个敏感问题上，频频放出超乎寻常的声音，虽然不应过度解读它的背景，但毋庸讳言，一种科学的理性的社会稳定观正在凝结，这对于未来各地政府部门如何保持长效维稳，构建和谐社会，将起醍醐灌顶的作用。

　　社会稳定是当前的大局，但是维稳需要解决重中之重的问题。当前的社会矛盾尽管表现形式不一，渊源各异，但是利益群体间的冲突是一条主线。在这些方面，官民关系的和谐、政府意志和民意的平衡，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互动，是维稳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只有把政府为民谋利的责任，公权力为民主张的职责放在天平的首端，先治吏而不是先治民，社会稳定才能货真价实。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和司法公权部门，往往打着维稳的旗号，在涉及民生利益的焦点问题如收入、拆迁、上访等方面，束手束脚，亦步亦趋，不但不主动积极地为民众排忧解难，还在群众求助上门时百般推诿，令这些本该在职权范围内迎刃而解的问题变成久拖不决的老大难，最后酿成恶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把群众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却把自己不该有的利益据为己有、呵护有加。在中央三令五申要建设社会公平正义的强音面前，因为心里的这些小九九，他们虽然嘴上口口声声坚决贯彻，实际上虚与委蛇，不当回事。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这次，《人民日报》连续发出最强音；国办以《紧急通知》震慑地方拆迁乱象；最高法力挺“民告官”，显示了高层推进社会公平的决心和高压态势，每个地方政府应该感到一股被催促的力量。

　　有专家分析，国办《紧急通知》的最大亮点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而最高法的防止把大局“地方化”，则是科学评估社会稳定状况的关键要素。

　　大局确实要稳定。没有稳定的大局，就没有社会发展的政治基础。但何为大局？难道一个小小的街道暴力拆迁受到舆论监督，也是所谓的干扰大局？难道几个农民状告乡政府违法征地，也要被借口维护地方稳定而拒不受理？如果这样的大局观稳定观横行一时，那民众的合理诉求到哪里去表达？弱势群体的民告官有几个能够打得赢？

　　大局，说到底，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状态，是一种全民幸福安宁的追求，是“有求必应”“有难必帮”“有冤必伸”“有错必究”的司法速动机制和社会救济水平。能不能做到这些，决定大局是否处于稳定状态。

　　近几年，中央政法委也曾多次要求，在征地拆迁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领域，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没有经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或者被拆迁群体有较大意见的，一律不颁发拆迁许可证。但这一维稳理念到了一些地方恰恰成了耳旁风，“土地财政”绑架公权力的现象屡见不鲜；行政诉讼是“官”民矛盾化解的最好机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2003年做客新华网时就强调，保护弱势群体的行政诉讼权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必须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行政审判主要是审被告而不是审原告，狠抓对起诉权的保护。但这一能有效促进“官”民关系和谐的司法意见，也未见多少地方实践，普通群众要告官常常是投诉无门、屡告屡败。看来，不是阳光不灿烂，而是遮云太厚重。现在，确实该拨云见日了。

　　而这一切，需要雷霆万钧之声，更需要摧枯拉朽劲风。对那些仍旧我行我素的头头脑脑们，得用问责的重锤敲敲他们的脚后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