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为“异议者”保有一条权利通道

　　原标题：为“异议者”保有一条权利通道

　　□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我们总是习惯以灾难的损失来评估灾难的强弱大小，这当然没有特别的不妥。但当我一旦念及，那每一个柔弱的个体，在某个时刻不得不独自面对那突如其来的灾祸，就像是不得不承受全世界的苦难之时，我相信对于这样的个体感受而言，已足以是他所经历的有史以来最特大的灾难了。强调并且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感受，因此成为我们面对灾难时的人性伦理。

　　北京时间7日11时19分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交界(北纬27.5，东经104.0)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4.0公里。这是一次震源浅、破坏性较强的地震，加上双震叠加，对灾区造成了很大损失。截至目前，这场地震已造成81人遇难。据报道，彝良“9·7”地震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日前宣布：不公布死亡人员名单及身份信息，适当时机只会发布各乡镇死亡人员统计情况。但会制作死亡人员花名册，有异议者可查询。“死亡人员花名册”与“异议者”同时出现在官方通报中，多少让人迟疑。是短暂的迟疑，却有更多的认可。在这其中，如果说“死亡人员花名册”通过逝者曾带着体温的姓氏，让人依然可以触及生命的真实与美好，体味灾难的无情与教训，从而饱含生者对死者的敬畏，因此成为灾难叙事应有的见证；那么当“异议者”三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救灾工作中，则无疑有着更重大的意义。一直以来，“异议者”在主流的叙事中通常是不存在的，看不见的，即或偶然出现，那通常也只是一种杂音，或作为以供批评的靶子。尤其是在愈重大的事件面前，“异议者”的身影就愈少。但这并非真实。

　　彝良“9·7”地震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公开通告，让人看到了“异议者”的存在。看到在对震灾死亡人数这样让人关注的数据上，有那么一些人，并不天然地采信官方的权威通报。当他们站出来，以他们的方式来审视官方的通报，其结果要么使官方的数据得到进一步的核实，要么就是在官方通报之外给公众一个他们认为权威的数据。这些总是持有异议的人士，并不因为曾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而不存在。他们一直都在，不论是作为麻烦制造者，还是可敬的真相捍卫者。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牛虻”，不断警醒权力，启迪民众。

　　宏大叙事永远不可能代替细致入微的求索，就像更大的灾难也不能遮盖每个个体的切身感受。承认“异议者”，并且让他们能够更便利地获得他们想要的答案——— 亦即官方为地震遇难者建立的“死亡人员花名册”，这不仅是相关部门在抗震救灾中引入公开、透明行政方式使然，亦是对“异议者”权利的一次确认。更重要的，它也是对逝者的尊重之举。

　　虽是异议人士，却一样有着不可予夺之权利。茨威格在其《异端的权利》一书中这样写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后世解读者认为，这段话至少隐藏着这样的意思：应该给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证明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一切反对异端见解的人必须提供证据；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都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无需在此之前抱怨社会的不理解。

　　大灾之中，仍为“异议者”保有一条权利的通道，彝良“9·7”地震抗震救灾做出了一种有益的举动。当然，在公开回应社会舆论方面，相关部门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在制作死亡人员花名册时，可否考虑同时在网上发布，以便更多的尤其是离家在外的人查找信息。另外，“不公布死亡人员名单及身份信息”是否可以改变。因为这不是必须保护的隐私，而是可以公开的灾情，可以触摸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