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北到底在哪里
作者：姚白莞
来源：公众号“大象公会”
南京算苏北还是安徽？启东、海门人为何总是强调自己是苏南？被称为苏北人又为何会令很多人不悦？
2014 年 10 月 1 日，爆发了中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视事件：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开赛前，上海知名解说员周亮介绍出场球员，将江苏舜天队员统统介绍为“苏北狗”。
事件在网上引起巨大的争议，最终导致周亮被供职单位开除。
“苏北狗”一词，针对的并非舜天球员们的籍贯出身，连外援都被周亮介绍为“来自巴西的苏北狗”。周的歧视对象，是舜天主场所在的南京。
除“苏北”外，上海话中的“江北”也可用来歧视南京。
这种歧视用词似乎并不“准确”，如果参考江苏省官方的划分标准，则南京根本就不属于苏北，而是正宗的苏南城市。江北一词更是显得地理没学好：南京位于长江以南，这个“北”字从何说起？
苏南苏北到底应该怎么区分？为什么被称为苏北人、江北人，会令很多人不悦？
五花八门的苏北标准
在吴语区的歧视用语中，无论是周亮的“苏北狗”，还是吴语区常说的“刚波宁”（江北人），都将南京、扬州、镇江等地一网打尽。
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官方划分。江苏省政府将全省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长江以南的南京与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并被划归苏南；苏中包括扬州、南通、泰州三市，是经济较发达的北岸沿江地带；除此以外的剩余部分才是苏北。
这三大区域中，“苏中”纯属政府自行创设的概念，在民间缺乏基础，具体范围还时常变化。在 2000 年之前的江苏省年鉴中，苏南就仅限于苏锡常三市，是全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样板，“苏南模式”的发源地。
按照当时的划分，“苏中”一词除了扬通泰外，南京和镇江也被包括在内。
在“真正的苏南人”眼中，并没有什么“苏中”，无非是不那么穷的苏北罢了。 图表来源：2000 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官方观点不够稳定，民间对苏南苏北的划分就更混乱了。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韩起澜在上海研究城市族群，就此问题采访过大量市民，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苏北的南界，有人坚持长江线，有人却认为应该包含长江南岸的南京、镇江，排除北岸的启东、海门；至于北界，有人认为不应包含徐州，另一些人非但不同意，还要把附近安徽、河南、山东的大量地区都归入其中。
苏北地域不但能跨省，还能跨国跨种族。一位 1949 年赴美定居的上海老妇在采访中表示，每当她在纽约地铁遇到素质低下、行为欠妥的波多黎各人或美国黑人时，就会说他们是苏北人，“这样不会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知识分子的划分也好不到哪去，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感情，把一个地区挪出或归入苏北。
海门出身的晚清状元张謇，对老乡被称为“江北人”颇有微词。据《张謇传记》一书记载，张謇认为盐城、阜宁、淮安等地才算是“江北”，言下之意，海门、启东，乃至整个南通、泰州地区，都不能算“江北”。
20 世纪 30 年代初，江苏省教育厅官员易君左作客扬州，在其散文集《闲话扬州》中公然宣称；“江北人的个性是剽悍，而扬州人非常文静···他们早就‘江南化’了。从隋朝开始，他们就代表纯粹的江南风格了。说扬州是江北的一部分是绝顶荒唐！”
看似“抬高”扬州人的《闲话扬州》，却曾因为涉嫌轻侮扬州妇女而被扬州人告上法庭，后和解不再刊印与这些人相比，当代上海学者就不客气多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绪印编著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一书中，采取了“广义的苏北定义”，其从事上海史的后辈多延续这一做法。按照“广义的苏北定义”，不要说南通、泰州、扬州，就连今天隶属上海市的崇明岛，也算苏北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广义的苏北定义”倒是饶过了南京，没有把它算作苏北。
说江北话就是苏北人
苏北的定义难以统一，并不妨碍以上海为首的“江南人”搞地域歧视。
在生活方式的各种细枝末节处，江南人通常都自居上等，并把其对立面视为“江北人”的特征：江北人爱吃辣，江北人不吃甜，江北人不会握筷，江北人不懂穿衣打扮，江北人皮实不娇贵……以至于北方媳妇嫁到上海帮忙做家务，听到婆婆“哦哟，老勤快……”的夸奖，会越听越不是味道。
部分上海人对这些所谓苏北特征的敏感度，常出人意料。韩起澜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书中一则采访案例很具代表性：80 年代，上海某女在未婚夫家吃到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后，取消了婚约。在她看来，皮蛋是一种精细品，只能小量上菜，八个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如此不讲究，一定是苏北人，这婚结不得。但是，很难说江南人是基于生活方式上的“高下”来区分苏南和苏北，这种歧视更多是他们自我认同的结果。
真正建构江南人认同的，是吴方言。
语言造成认同，在全世界都是通例，吴语区就是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自认高“江北人”一等。南京之所以位居江南却被硬点为“江北”，也正是因为它不属于吴语区。
据韩起澜记载，上海某历史学家与他闲聊时曾说：“苏北方言真难听···‘哪里’，我们说‘啥地方’，那听起来很好听，不是吗？但苏北说‘哪块’（la kui），你不得不承认这真难听，对吧。”
但是，被吴语地区人民区分为“江北人”的地区，说的也并不是统一的“江北话”。
吴语区所称的“江北话”，一般指近代“江北籍上海人”曾普遍使用的江淮官话洪巢片淮东话和通泰片部分方言。
1934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的上海人力车夫大部分来源于上述方言区，即上海人口中的“江北话”地区。图片来源：上海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半月刊》，1934作为汉语方言官话系统的一支，江淮官话分布于苏、皖两省中部，以及赣北和鄂东的广大地区，是有着 7000 万使用人口的大方言，不但内部口音各异，有些甚至还互相不能通话。
而“屌开头屄结尾”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淮西话系统，与江苏境内的其他江淮系方言都不同，近亲只能在安徽的合肥、芜湖一带找到，归为安徽话才算恰如其分，连“江北话”的近亲都不算。
至于比江淮官话区更北的徐州地区，就更不说通常意义上的“江北话”，而是操与河南洛阳类似的中原官话洛徐片方言，与吴、淮一起形成省内三足鼎立的格局。
而苏北的南界之所以难以划定，也是因为吴语区与江淮官话之间的分界，并不能与长江线完美贴合，而是各自突破天堑，呈现犬牙相入的态势。
长江两岸江淮官话与吴语分界线，图片来源：《从丹阳方言看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如长江以北南通地区的海门和启东，历史上曾是长江出海口的沙洲，后逐渐淤积扩大，与大陆相连。这两地居民多为江南各地垦荒农民的后代，保留了各自的吴语方言。
而说江淮官话的南通、泰州其他地方，其方言也普遍混杂了吴语成分。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张骞那种把南通、泰州，至少把启东、海门挪出江北的观点，至今仍有许多认同者。
不过，吴语区虽然以方言区分江南江北，但他们将“江北人”视为歧视对象，显然不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吴语的“啥地方”是否比江淮官话的“哪块”好听，在外省人看来就很莫名其妙。
对很多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吴语比“江北话”更“有文化”。这也符合人们本来的刻板印象，像“吴侬软语”本来只是苏州话的代称，如今却成为全国人民对吴语区的总体印象，其知书达理的形象实在深入人心。
在今天，吴语区的文化优势确实强劲，以两院院士数量为例，常州——上海——杭州——宁波的带状地带，占据了两院院士分布图的半壁江山。
然而，这是因为吴语区在近代率先引入了西式的教育体系，若是向前追溯，吴语区的文化强势就没有这么突出了。
即使在江北城市已经下滑的清代，苏南地区在科举中表现抢眼，进士辈出，也主要是依托他们的人口优势。按雍正、嘉庆两朝江苏各府人口数量修正后计算出来的各府进士产率，苏州、松江、常州、太仓跟镇江、江宁、扬州、通州都处在相似的水平线上，很难据此分辨谁是江南谁是江北，唯独淮安和徐州显得特别弱势。
数据来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而且，即使是吴语区出身的文人，在其仕途中也不可能坚持吴音不改。读书人在正式一点的场合都要说官话，而江淮官话与明清官话关系密切，不太可能受到他们歧视。
此外，直到清代，江北文化重镇扬州出产的学者质量也异常显著。有人研究过朴学大师的地区分布，扬州有 44 名，居江苏省之首，全省朴学大师有 28.8%在扬州，全国朴学大师也差不多是 9 个中间就有一个扬州人。
江苏省朴学大师地区分布表，图片来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不过到了民国，扬州颓势难掩。朱自清甚至作有一篇《我是扬州人》，在文中哀叹：“扬州……衰落了，经济上是一落千丈的衰落了……我也是一个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在他看来，江北之所以为江北，不受待见，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衰落。
但是，中国有那么多贫困地区，苏北相比之下远不算差，为啥偏偏是苏北人受歧视？
歧视究竟从何而来
苏北经济的衰落从清代就已开始，此前之所以繁荣，靠的是运河经济的发达。大运河曾经是联通江南与中原的命脉，南宋初年，宋高宗逼迫东京留守杜充放弃开封，用的就是断绝漕粮的手段。
但大运河维护成本高昂，一旦朝廷治理不足，其北段就会变得不便通行。
加上 1684 年清政府放开海禁后，民间海运迅速发展，漕运船只逐渐改变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络龙头，江南经济重心南移，与江北往来减少了。
1730 年，出于税收考虑，江苏省更是把苏松道的道台衙门从苏州迁往上海，这种变化趋势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通商彻底激化了长江两岸经济的不均衡。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地区加速步入近代化进程，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树立起巨大的优势。
几乎与此同时，江北地区却连遭厄运。1855 年，黄河改道，大运河山东段废弃，江北漕运变得聊胜于无，扬州、淮安等城市的衰落也无从挽回。
紧随运河废弃而来的是水利事业的败坏，苏北逐渐频繁爆发空前严重的水灾，大量农民南下逃荒，涌入上海等新兴近代化城市，成为继江南人之后的第二大移民集团。
不同年代上海市区居民的来源组成，图片来源：上海移民研究在当时的上海，同乡关系对提升个人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很多员工招聘，经商结帮，人脉组织都围绕同乡同籍展开。江南人有近水楼台之便，率先取得较为优越的地位。但随后赶到的苏北人数量十分庞大，无疑对江南人的既有经济地位构成某种威胁。
但苏北移民毕竟多系逃荒灾民，一无文化二无技术，更无宁波帮这样的多金老乡助力，以至大多只能从事码头苦力、拉洋车、粪便垃圾清运等苦活累活，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自身贫穷、愚昧、粗俗的刻板印象。
这种情况下，对苏北人群体施加污名化打压，实在是顺理成章。江南人和苏北人在种族上并无差异，彼此迥异的方言风俗，成为区分二者的主要标志，也成为重点攻击方向。
在近代上海的滑稽戏中，嘲讽苏北人风俗习惯、夸张模仿江北话的段子常演不衰。
长期的打压排斥，使苏北移民在上海和其它江南城市中形同贱民。抗战期间，苏北人即被广泛怀疑为汉奸胚子。在工厂里，江南人占据报酬优厚、讲技术、有发展的岗位，苦活累活则交给苏北人。一旦爆发工人运动，哪怕组织者实际多为江南人，工厂主还是倾向于首先解雇苏北人。
1932 年 3 月的一份《申报》临时专刊，标题直接是：江北汉奸可杀。江南内部互称诸如宁波人、无锡人的具体籍贯，唯独对同样拥有具体籍贯的苏北人统称“江北”，无疑具有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意味。由此，江南籍上海人几乎独占了对“上海文化”的诠释权，赋予自身一派文明开化的洋气形象。至于苏北籍上海人，则多少沦为异类与对立面，备受歧视，以至于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苏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视依然广泛存在。
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总能化解一切矛盾，在今天的上海，身份和认同首先体现为户籍，体现为身份证头三位是不是 310，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上海户口，哪怕满口陕北腔，也能在住、行、学等多方面体味到现代化大城市的温暖。
相反，就算是土生土长的昆山人，上海市的政策也无时不刻地劝你回去建设家乡，不要贴到人满为患的上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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