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来听课的人太多了，原定的讲学厅临时换成了更大的会议厅。南都记者 贺蓓 薛冰妮 摄
已退休的省部级官员于幼军在中山大学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讲座，吸引了舆论的注意。尽管于本人强调他的讲座只是学术性的，反对媒体炒作，但相关争论还是在互联网上得到一定的扩散。不少人想起，明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
“文革”是这几年舆论场上一个挺特殊的热题，一方面围绕它的争论一点就着，一方面参与争论的人很多是意识形态激烈人士，其中不少人带有舆论场上“左”或“右”的标签。社会对“文革”的真实兴趣并不高，因此有关“文革”的“激烈争论”有泡沫化成分，实际意义被夸张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有清晰明确的结论，即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还有一个简单的描述：十年浩劫。当年“文革”结束后，国家从政治上、文化上、组织上、法律上都对“文革”做了清算，公审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将“三种人”清除出干部队伍，出了一大批“伤痕”文艺作品，国家走向全面改革开放。
近年来一些人批评国家“拒绝反思文革”，这严重违背历史事实。还有一些人搞对“文革”的“再发现”，强调它的一些“客观正面效果”，这不符合中国社会的主流认识。舆论场上经常上演的其实就是这两种比较偏的认识打架，而主流社会对“文革”的看法基本是稳定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集中反思“文革”的时期，在那之后“文革”逐渐成为一个普通话题，这种转变应当说是正常的。社会保持当年反思“文革”的强度既不现实，也没必要，“文革”走进历史不能说是国家某种刻意的政治安排。
泛泛说“文革”成了当下中国的敏感话题，这不准确。“文革”的场景再现以及那个时期的悲剧故事至今在影视作品中比比皆是，说明回避“文革”并非今天的一个倾向。有关“文革”话题的敏感，往往是一些人出于现实政治目的争论它，把这种争论作为政治影射或者用于现实泄愤时才出现的。
针对“文革”的客观历史回忆和研究一点都不敏感，当思想激烈人士带着明显现实情绪大谈“文革”时，就很像是另一回事了。这些人呼吁社会“全面反思文革”，要求执政党就“文革”向全国人民“道歉”，或者另一些人给“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成就一一摆功，他们的姿态就不再是“历史学者”的，而更像是“政治鼓动家”的。
如果说国家主张今天“少争论文革”，是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极端现象把舆论场带偏，试图保持国人对解决现实问题的专注，那么这是值得给予一定理解的。
当然，由于热衷争议“文革”的人给这个话题带来了一些敏感，可能会让有的基层管理者不知所措，对措施的运用未必总能把握得当，从而引发新的争论。但是必须说，有关“文革”的各种衍生争议决非当下意识形态的真正主题，它们有时出现的短时间热闹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互联网病”的一部分。
希望人们别被网上表面的“文革热”忽悠，以为它真的是一个导致了重大思想冲突的话题，甚至以为社会真的在因为对它的不同认识而“分裂”。真实情况哪是这样的，国家和主流社会对“文革”的认识恰恰是高度一致的。
“文革”被广泛看成一场错误和灾难，“文革”这个词有很强的负面性，说谁或什么事像“文革”带有很强否定性。这一切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宣称国家“拒绝反思文革”的人与要求重新发现文革“积极面”的人不断互相把对方逼向极端，那是他们之间的游戏和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