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特派记者 薛百成

　　在抗美援朝志愿军里，有4名志愿军战士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勋章”，他们分别是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王福。王福是4个人中惟一的幸存者，今年，他已75岁，家住山西大同。王福有过如下经历：战争年代曾立特等功3次、大功7次，荣获军功章53枚；195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毛主席亲手给他戴上了一枚“青年特等战

斗英雄勋章”。3月17日，记者采访了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老人。

　　放羊的他就这样当上了小兵王福老人对记者这样讲述：

　　1946年，我13岁，我放羊。部队来了，我要跟着走。

　　人家问我多大了，我怕人家不要我，就多报了3岁，我说我16岁了。可是16岁人家也不要。当时我个子小，一身烂衣服，一心想当兵。可就是不要我，回去吧，真想当兵，长一年再说，部队一天要走一二百里，你走得了吗？我也不说啥，就是跟着，跟出60多里，跟到天黑。当时我拽着营教导员的马，不松手。别说背东西，就是枪也扛不动，回去吧。我不走。最后说，要不留下试两天吧。就留在营部，吹号。吹号，怕你也吹不动。

　　这时教导员突然问我，为什么参军？我张口就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小家伙，这个也知道？其实我不大懂，是父亲教的。他是村上的干部，他说要想过上好光景，就得参加咱们自己的队伍；他说咱们的部队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这句话帮了我的忙。

　　头一仗，记得是打应县的土匪。心里怦怦跳，害怕。问我怕不怕，我说我不怕。你不怕，咋连话也说不准？

　　枪也没有，手榴弹也没有，穿的是自己的烂衣服。可我就是跟着走。我是放羊的，不怕走路。

　　手榴弹训练，我想试试。你？10米你也扔不了。一甩，35米。我说过我放羊的事儿，羊如果捣蛋，我一石头，它就回来了。练几回，三十八九米，就夸我，小家伙，有出息。

　　头一次拿到真家伙，就是一颗手榴弹。我想要俩。俩？一个就够了，想要，到敌人手里去夺。班长说我要是能缴获到东西，可以不交公。

　　打大同的时候，我把这个宝贝东西用上了，扔到了碉堡跟前，哐一家伙，响了。真手榴弹，就这样儿啊。他妈的，下回再打仗，弄个枪再试试。

　　到了延安，就弄到了一杆枪。以后，打一回仗换一回枪。最后弄到一个能打连发的冲锋枪。

　　一年多以后，我就当了班长。班里有七八年的老兵，岁数大的有三十四五岁。1949年，我被正式任命为一军二团二营六连连长，我17岁，在别人眼里我是20岁。

　　在朝鲜战场上他负过七次伤

　　1950年，部队正在青海打土匪，连以上干部接到命令，要到鸭绿江边去。走到兰州，开始坐火车。这家伙，多远也不知道，火车呼隆呼隆地开，都几天几夜了，这鸭绿江在哪儿？我问营长，鸭绿江边是哪儿？营长说鸭绿江边就是鸭绿江边，我咋知道是哪儿。那时候真是啥也不明白，我头一回看到电灯，抽烟时凑上去对火儿，不着，这他妈的是啥灯。

　　到了通化，部队开始动员，要到朝鲜去，配合朝鲜部队打侵略军。

　　那时候打仗真是苦。美军仁川登陆以后，最惨的时候，五六天吃不到正经东西。战士们互相之间你推我我推你，怕睡过去。有时给养送上来了，吃得真好，都是肉罐头。过两天又不行了。

　　停战以后，我们在朝鲜帮助搞建设，盖房子种地，啥都干。

　　我是1958年最后一批回国的。那时我已经是副团长。

　　我负过7次伤。

　　打仗，最惨的一次，我们一个班就剩下3个人了，我们3个还被分开了，我用刺刀捅死7个侵略军，我的手指被砍得露出了骨头。我们3个都出来了。这种事儿，多了。刚开始，看到战友负了伤，看到有人死去了，心里难过，饭都吃不下去。真是饭都吃不下去。时间长了，就不一样了。加上部队上一直教育咱，革命，就得有流血牺牲。部队教育人，真教育人。

　　隐姓埋名做一个人民公仆

　　1980年，王福转业，从湖北回到大同。那时王福是团长。王福到大同手工业管理局当副局长，王福说手管局当时在大同是一个挺大的局，有40多个企业。

　　王福副局长当时住的房子，实用面积二十多平方米。一家三代七口人。

　　他没有向组织伸过手。

　　特等功3次、大功7次，荣获军功章53枚。195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毛主席亲手给他戴上了一枚“青年特等战斗英雄勋章”。当年的抗美援朝志愿军里，只有4名战士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勋章”。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3位已经牺牲，王福是4个人中惟一的幸存者。

　　这些，都成历史了。王福不想把这些当成资本，他告诉孩子们，不许向任何人提起这些事儿。所以单位里的人只知道王局长是部队转业回来的团级干部，亲戚朋友知道他是个工作认真的局长。

　　而在王福的心里，这是正常不过的事，他的想法朴素而执著。一个营里面，打仗的时候，我有46个老乡，一个村里的就有8个，从朝鲜回来的就我一个了。我已经很幸福了，我不简单了，还要求个啥呢？王福对记者说，你都儿孙满堂了，可是人家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别说过，见都没见着，你不错了。

　　1956年，王福得到了伤残证明，三等甲级。可是他从未要过待遇，一分也未得过，日子长了，那证明也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四个儿子，转业时最小的都二十来岁了，他又把年迈的老母亲接到了家里，三代七口人，就那么挤在一起。他和老伴在14米的那间屋的床上，两个大的儿子打地铺；另一间9米的屋，老母亲在床上，两个小的儿子打地铺。

　　1984年，单位分房，他把本应分给他的一套大的，80多米的让给了别人，自己住进了一套不到60米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当了四五年副局长，工人们几乎没有见过他坐小汽车，只是像普通工人那样骑着自行车。家里人，更谈不上借他的光坐一回小汽车了。大儿子曾动过心思，新婚不久，要回乡下老家，求父亲到局里借个小车，没成。对这事儿，王福又有自己的朴素想法，地方不比部队，部队车多，领导少，地方车少，领导多，咱不争这个，要个车挺麻烦的，骑自行车算了。

　　偶然中英雄王福被发现了

　　1985年11月，老山前线英模报告团来到大同做英模报告。在北京出发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在全国劳模报告团临行前嘱托，到大同后，一定要代他找到当年的特级战斗英雄王福。汇报团成员，“坚守英雄连”指导员朱永泉60年代入伍时，所在部队的副团长正是王福。而在前线，朱永泉所在的连队，正是当年王福任连长的“英雄连”。战士们都知道老连长的大名。

　　在大同，英模报告团找到了三个叫王福的人，先见到了前两个，一看不是。打听第三个，问到了王福的亲家头上，与王福在一个单位。王福？有这个人；年纪？也差不多。但他不是英雄，这个我可以保证，他不是。

　　1985年11月19日，王福正在自家菜窖内收拾白菜，报告团的车开到了门口。

　　人们这时才认识了这个老王头儿。当年的《大同日报》用两个整版报道了这件事，标题是《特功英雄的昨天和今天——记市手管局调研员优秀共产党员王福》，同时配发了一篇言论，题为《领导干部的一面镜子》。稍后，《太原日报》、《山西日报》也都以大篇幅做了报道。《山西日报》在头版配发了言论，标题为《共产党员的本色》。文中说：“为了个人的私利，有的人有功在闹，无功也闹；有的人权大在闹，权小也闹；有的人本来无什么功，也没有掌握多少权，通过关系也在闹。这样的人同王福同志对照一下，不觉得脸红吗？”

　　王福对记者说，当时好多人不相信他像报道的那样，立过那么多的功，是什么特级英雄。以为他要真是那样，为什么不早说，不是太傻了吗？有人干脆认为他是冒牌儿的。

　　有关档案资料帮助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位英雄：中央军委出版的《英雄集》上，第一名是王福；1950年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是王福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照片和文章。王福家里珍藏着的大把的军功章，珍贵的照片，也证明着此事不虚。

　　可惜，那些照片，还有我一直保存着的当年的报纸，王福对记者说，都让报社拿去了，说要出一本画报，画报没出来，东西后来也没了。去找过几回，没办法，不了了之了。并且，说心里话，当时家里住房挺紧张的，也想过让领导给解决一下。给市里领导写过四回反映住房困难的信，但一回也没有寄出去，都撕掉了。

　　一晃，又是二十来年过去了。

　　直到今年3月，有关部门来调查王福，负过七次伤，没有过伤残证明吗？王福说，曾经有过的，后来不知弄哪儿去了。3月17日，本报记者到大同采访时，75岁的王福再次回忆起了多年前的往事。老人说，这些年，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老伴。老人给记者讲了一件事，以表明自己对老伴的歉疚。老伴曾当过一个工厂的分厂厂长，管理着200来人。但是至死，她还是一个临时工。有许多次转正的机会，可她都让给别人了。当时觉得咱生活上已经挺不错了，我的工资挺高，咱不差这一点儿事儿。王福对老伴说，你的年纪也大了，临时就临时吧，把指标让给年轻的，让人家好好干。没想到她会得那么重的病。

　　记者看到的老人保存着的军功章，已然锈迹斑斑。1951年第一军英模大会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纪念章、西北军区第一次英模大会纪念章，一枚一枚，都记录着老人往日的辉煌。最珍贵的那几枚，毛主席给他戴上的“青年特等战斗英雄”勋章和在朝鲜得的那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勋章”，被博物馆借去复制，还没有拿回来。春节时，老家朔州市政府的人来到大同，代表家乡人民来慰问老英雄，送来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大大的四个字：“人民功臣”。还送来了一笔慰问金。

　　老人备感欣慰。说，知足了。

　　订新闻冲浪 互动点播 赢彩屏手机MP3播放机！
　　任你邮印象30，30M大空间+彩信相册，免费试用！
　　在职硕士，四六级英语在线学习送内部教材
　　天堂对巴蜀的召唤 六座空城看谁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