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垃圾村”里的拾荒者:风湿病是家常便饭(2)

　　老板是主心骨

　　拾荒人遇到意外事故，老板一般都要“管一管”。刘老板就给了姓王的女拾荒者5000元医疗费。老板既是这群漂泊在外的拾荒人的主心骨，也是他们的经济收入的来源。

　　在兴丰垃圾场，所有填埋场的拾荒权都承包给了刘老板，也就是要去垃圾场拾荒，

必须经过刘老板的同意。刘老板则通过独家低价收购拾荒人捡来的垃圾，再高价卖出，赚取其中的差价。

　　但这与工厂里工人与老板的关系又不一样，拾荒人自由劳动，多劳多得，也有不参加劳动的权利。“除了身体不舒服，一般人都不会闲着。”老王说。每天把捡来的垃圾过磅，刘老板按已定的价格记账，每个月结算一次，给他们发“工资”。

　　“一个月一千五六(百元)没问题，多的时候有两千，不会比工厂少，而且都按月发。”记者采访老李时，他正从一本捡来的《武林传奇》中转过神来。他说的是夫妇俩一个月的收入，他们年轻，眼疾手快，合作默契，“有的人只捡一种，但我们什么捡，老板要的都捡，比如膜、铁等等。”他说，他们夫妇俩一个月花三四百元，每月能“积千把块钱”。

　　工资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来源，但每月发工资时，他们还要被扣除一笔“管理费”——刘老板向当地村委租下了那片搭窝棚的土地，他们要在那里住，就要交钱给刘老板，一般100块，少的时候60块。碰上填埋场作业空间狭小，或者有领导检查、市民参观，他们不被允许上山，下雨天他们一般也不上山。有时一个月有1／3的时间不能上山，这时刘老板就把管理费降低。

　　此外，刘老板还提供简单的入职工具，如每个加入垃圾村的新人，首先去刘老板那领取安全帽、荧光衣。如果有空余的窝棚，他们就自己随便挑一个，略作修缮；如果没有，刘老板会提供木料、铁丝，自己再去垃圾场捡上塑料毡，新的窝棚马上就产生了。

　　有些人是不用交管理费的，那就是刘老板指定的“队长”。拾荒人主要来自湖南3个地方，按地方不同老板指定了3个队长。平时，垃圾场要传达通知，队长便召集大家开会，“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老王说，他记忆中最近一次会议是在去年下半年。如果一段时间村里的卫生状况太差，刘老板也会让队长通知大家搞好自己室内门外的卫生。

　　村里派系分明

　　当然，队长有时也会维护老乡的利益。去年，一个益阳人被怀疑“偷”了垃圾，当场，他并未否认。第二天，刘老板又来找他，他却否认了。刘老板于是动手打了那人。益阳人都觉得老板打人不对，于是联合起来“罢工”，都不上山捡垃圾。但益阳人的“抗议”并未取得多大效果，被怀疑“偷窃”的益阳人最后被“开除”，而其他人仍照常干活。

　　垃圾村虽小，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就连居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拾荒人主要来自三个地方：湖南邵阳、益阳和衡阳。垃圾村内唯一的砖瓦房是老板的，因为老板是邵阳人，收购、过磅等杂事多交给邵阳老乡来做。垃圾村内，邵阳人被认为是“管理阶层”，他们的房子分布在垃圾村不同地方，如老板的亲戚与老板一起住唯一的砖瓦房，一个负责收购的人员住在益阳和衡阳的交界处，他开了个小卖部。益阳人和衡阳人则分横竖垂直方向居住。

　　来自衡阳的老王说，平时，他一般只找衡阳人玩，“与益阳人不熟”。但同一地区邻里之间，他们就像在农村一样，比如谁家做了好吃的，附近的人也来一起吃，有的端着饭碗跑到别人的窝棚里。

　　这些湖南人多数与老板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村中唯一的一个四川人则显得有些孤单，这个来自四川南充的彭姓拾荒者风格鲜明，他讲究穿着，“一看以为是老板，皮带上还挂着手机”。过去，与老彭一起来垃圾村的四川人有20多个，后来全部走掉了，就剩他自己。

　　老彭的窝棚与益阳人在一起，记者说想看看他的窝棚，他说不行，“电视上说的，陌生人不能进入”。在一群人面前，他始终没有说出其他人出走的原因，益阳人都爱拿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

　　平日里，要是不能上山，三三两两的拾荒者就聚在一起打纸牌、打麻将，还有的就闲坐着。他们赌钱，但数目不大。过去有些人还通宵赌博，现在老板已经不允许了，一个刘老板的亲戚说：“那样影响工作。”

　　村里有个不到5平方米的商店，主要卖些蔬菜。店里有一台电视机，但没接有线信号，山沟沟里，什么台都收不到，只有放一些捡来的碟子。拾荒人都愿意来这里看电视，因为村里只有两台电视机，另一台在刘老板家里。

　　冬去春来，拾荒者在这个山沟里平静地生活了2年多，有新来者，也有离开者，大多数一直坚守在这里。如果这个垃圾场关闭了，他们又要开始寻找新的拾荒地。 （本报记者谭翊飞 实习生海鹏飞）

　　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