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王四新教授团队发布了《网络暴力现象治理报告》(下称报告)，报告发现，网暴容易随着互联网形态的发展在不同平台相互跳转，从论坛、网站到微博、微信和视频等平台，正呈现出组织化、产业化、规模化特征。报告认为，网暴治理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联合多部门、多平台，健全流程治理机制，做好全社会教育工作。
网暴是语言暴力的网络投射，公众人物和热点事件卷入者易成目标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3%，网民规模突破10亿。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拥有麦克风，与此同时，大量网民涌入网络公共空间，群体性、非理性、大规模和持续性的“民意”容易演变为极化的意见观点冲突，形成线上线下对某个体或某群体的语言甚至是“身体”暴力，即网络暴力。
报告指出，公众人物、热点事件卷入者、弱势群体、以及被特意进行身份建构的人更容易成为被网暴的对象。网络暴力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来源于有久远传统的语言暴力，从传统时代的书面及线下交流，到网络时代的贴吧、微博、微信以及视频等，都是语言暴力发生的场所。
与现实社会不同，网络社会中网民的身份具有匿名性与虚拟性，弱化了发言者、传播者的责任，在一定程度埋下了网暴隐患。此外，个别媒体、自媒体账号通过使用骇人惊闻的标题和充满争议性的内容吸引流量，构成事件拐点，又为网络暴力“添一把柴”。此外，网民素养参差不齐，容易被信息洪流席卷，被误导成为网络暴力的“帮手”。
网络暴力多发于社交应用并跨平台跳转，正呈现出产业化特点
研究发现，网络暴力容易在不同平台相互跳转。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互动性和话题性较强，最容易引发不同观点的争论并形成冲突，而视频类平台更多扮演“中间人”角色。有研究者指出，“微博作为社会舆论的主要集散地，发挥社会监督功能的同时，也成为网络暴力最为猖獗的平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9年《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有近三成的青少年遭受过网络暴力，最主要场景是社交类软件，为68.48%;其次是网络社区，比例为55.30%;此外，青少年在微博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25.36%。由此可见，社交媒体和网络是网暴舆情的多发高发区，在不同平台间转换多变，在治理时更需要结合平台传播特征，分阶段分平台整体治理。
网络暴力呈现出与经济、地理位置等高度重合的特征。中国网络暴力事件每年均有发生，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有学者曾对近年来网暴事件进行统计发现，事件区域分布不均衡，东部(77%)地区数量略多，中部(6%)及西部(17%)地区与其悬殊较大。大城市(93.3%)较多，中小城市(3.3%)、农村和偏远地区(3.3%)较少。此外，网暴还与各种“文化”高度结合，最典型的是“饭圈文化”。
报告还发现，不同于早期发泄情绪为主的网络暴力，目前网络暴力正呈现出组织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特点。近年来，网络暴力的舆论爆发契机，已经从偶发性社会事件日渐向精心挑选对象、日期和话题转移，具有明显人为操纵的迹象。很多网络暴力背后都有黑公关的身影，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黑色产业链。
网暴治理道阻且长，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报告指出，我国在网络暴力治理层面主要面临法律缺失、标准不一、协同不足、隐私平衡等难题。立法层面存在一定空白，缺乏相关法律法规;行业处置标准不统一，各平台尺度不同，存在部分情况难以判别和准确处置的问题;网暴从线上扩散到线下，目前相关系统和协同策略还不够完善;治理网络暴力同时需要保护用户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治理尚需进一步研究探索。网络暴力治理道阻且长，这不仅仅是我国存在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治理难题。
报告认为，平台作为有能力从空间载体角度进行治理的一方，需要在法律尚有空白的时期鼎力而起，积极探索和承担责任。例如，在短视频领域，抖音出台了一系列规则，上线了一批能力，包括精准识别处置、加大惩治力度、强化用户保护、畅通举报渠道等措施，最大程度预防网络暴力。同时，网络暴力应该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的行为，即便平台做到不失责、不缺位，但仅仅依靠平台力量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平台作为空间载体有能力界限，技术能改进但不能涵盖所有。
网络暴力治理是一个社会议题，未来需要加强网络暴力的行为预警，联合多部门多平台，构建多方协同的防控体系，以达网络清朗。
(来源：新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