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文化和儒道释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其中儒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而诗歌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感性基因。
自鲁迅、柳亚子等一代诗人之后，传统诗歌文化在中国急剧衰落，再也没有出现广为传唱的诗作和诗人，时至今日，传统诗歌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了(主流文人已不再热衷于传统诗歌创作)，即使有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也无法激起主流文人的创作热情。这种境况令人忧心。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写好中国诗歌。传统诗歌文化之所以在今天日渐衰亡，并不是今人的创作能力不行，而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应试思维”下的教学方式和“崇洋忘祖”的文化环境压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阻碍了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表面看来，今天仍有较为浓烈的传统诗歌文化氛围，学校和媒体也好，普通百姓也罢，都在热烈地谈论中国诗词，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方面是鼓励创作和发展的，都是在消费古人的遗产，都是虚象(古代文学研究者另当别论)。
学习、解读和传播古人的作品是传承诗歌文化的首要任务，是必须要做的，也必须要做好。但“啃老”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创新发展才是传承之道，正因为古人从《诗经》到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的一路创新，才有了中国诗歌文化长期的繁荣昌盛。
今天，与主流文人的冷漠不同，民间倒是有不少人在坚持传统诗歌创作。可是，每当我在网上看到他们的作品时，便会感到一股强烈的悲凉之气。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他们的作品实在算不上优秀，且多数困在格律的樊笼而沦落为“描诗一族”，难堪大任。即使有个别优秀作品，也因为缺乏经济价值而无人理睬。
穷极生恶，在名利的驱动下，诗坛乱象频出，丑陋不堪。整个中国传统诗坛迫切需要新的诗歌理论的指引，迫切需要一位旗帜型诗人的凝聚和引领。
《中体诗论与诗集》是我第一本关于诗歌的书。我沿着“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发展逻辑，尝试性提出了一个新的诗歌概念——中体诗，并对“中体诗”做了较为系统而具体的规范。在中体诗理论下，我已创作完成了四百多首诗词，其中有三百来首收录进了《中体诗论与诗集》里。
关于中体诗的特点，简而言之有三个：
1.彻底放弃古韵，而彻底采用普通话韵(学术研究者另当别论)。现在很多人固执地认为只有用古韵才算是正宗的中国诗词，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诗歌只有和当下的语言环境相配称，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唐诗并没有愚忠于《诗经》和楚辞的韵律规则，宋诗宋词也没有愚忠于唐诗的韵律规则，它们都在当时的语言环境下做出了积极的创新和发展。今天，普通话已经成为中国人广为使用的语言，如果恪守古韵，必将造成邯郸学步、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因而，我认为诗歌只有采用普通话韵，才能真正的融入普通话语境，才能激活今人的创作潜能，才能真正传承和发展下去。
2.诗词合流，即以诗的创作方式来创作中体词，以打破新创词牌难以标准化和大范围传播的困境，同时保留传统词牌。在当今复杂的文化环境下，让一个新创的词牌得到人们广泛的遵从，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只有打破词牌的限制，才能让词真正得以传承和发展。事实上，自苏轼以下，词和汉乐府诗等杂言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我认为可以让词回归“长短诗”的位置，从而进一步将词诗化。新创的词不再设置词牌，而是直接像诗那样有一个标题即可，这样更有助于词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如果不这样，而是困守在几百个传统词牌的窠臼中，词的绝种将是必然的结果。当然，我也非常认同那些坚持按照传统词牌作词的人，传统词牌是必须要保留和传承下去的。
3.将所有中国传统诗歌的体裁全部纳入中体诗中，即不管是诗经体、楚辞体、歌行体、格律诗还是词，全部统称为中体诗，全部按照中体诗的规范进行创作，从而打破格律诗对诗歌发展的束缚，让诗歌自由起来，以适应普通话的自由的语境，同时鼓励格律诗创作。
格律诗是中国诗歌最为成熟的形式，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最高峰，但“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正因为格律诗太过于成熟，反而阻碍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格律诗固然要传承下去，但也大可不必愚忠于格律诗，更不能对打破格律诗之束缚的人施以贬斥。同时，在西方自由体诗大举入侵的背景下，中国诗歌缺乏一个统一而明晰的称呼，因此，我将所有中国诗歌统称为“中体诗”，所谓名正才能言顺，有了“中体诗”这个明晰的称呼，将更加有利于中国诗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推广。
总之，我想在继承传统和发展创新两方面寻求最佳的平衡，进而最大限度地解放人们的创作潜能，让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在普通话语境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来源：新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