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滨院长怀念与追忆厉以宁先生
“我们的观点是,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一代经济学人的追求渴盼跃然纸上,学术报国的炽热感情深藏其中。
三年疫情之后,再次来美国访问,第一站是斯坦福大学。飞机刚到旧金山后几个小时,厉老师去世的噩耗便传来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悲痛万分,和厉老师交往的幕幕往事奔涌而来,心情难以平静。虽然知道厉老师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还是觉得突然,很难接受这个现实。那两日旧金山阴雨缠绵,冥冥之中似乎上苍也在悲戚。网上悼念的文章和评论铺天盖地,很多人说,厉老师走了,是一个时代的逝去。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亲历者,在时代的洪流中有着自己的轨迹和经历。我年轻时有幸求学于厉老师门下,走上了经济学的学术道路;后来又回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厉老师共事多年,无时不受益于他的教导和支持。我的人生轨迹中,厉老师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1984年进入武汉大学数学系。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在校园讲座报纸期刊上,各种改革政策的辩论,各种经济思潮和理论的介绍,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让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后来决定要考研究生读经济。厉老师那时已经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牵头指导的“宏观经济运行”硕士项目更是全国经济学子心向往之的地方。身在武汉信息不通,靠着自己摸索,我竟然考上了北大厉以宁老师的研究生,命运待我实在太好。
还记得来到北大,经济学院研究生班简单的开学介绍会上,第一次见到厉老师,儒雅的学者之气,讲话精炼,条理清晰。当时没有想到的是,我和厉老师的师生缘分,不只是3年的硕士学习,而是35年的人生历程,35载的师生情谊。
众所周知,厉以宁老师是高山仰止的经济学大师。他的众多经济学贡献和其影响, 已经有很多的介绍,我就不再重复。在此谈一些我个人理解的厉老师治学和学术思想的特点。
第一,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得他厚积薄发,著作等身,几十年持续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步。
厉老师这一代学者,不同于陈岱孙等上一代经济学家,也有别于现在年轻的经济学者,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上大学,没有机会系统学习经济学,更没有出国留学的可能。 回看厉老师的学术成长经历,一个深刻的感受是, 晦养厚积,终成大器。
厉老师1955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政治空气越来越“左”,他被分配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还为北大经济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数十万字稿件。他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广泛了解国际经济学的进展,并开始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机缘、勤奋、加上天赋,这三个成功要素,在厉老师身上同时完美体现,是厉老师练就经济学“深厚内功”的原因。熟悉厉老师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勤奋自律,一生用在读书、写书、教书上。每天早上要伏案写上千字的文字,几十本著作,无数篇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另外,厉老师可能是我认识的人中,记忆力最强的。他在80多岁时给学生讲西方经济史,不看讲义,各种历史数据资了然于胸,娓娓道来;不同时期欧洲版图的变化和演变,信手在黑板就能画出地图,一丝不差。我经常感叹厉老师的大脑能有多大的容量。每到一个地方调研,他对当地的历史和风土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碰到很久以前来调研时见过的人,厉老师都能清晰的说出该人的情况和当时见面的场景,让人惊叹不已。
厉老师凭借惊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同时得到北大名师指点,通览了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经典,由此打下了扎实学术功底,成为了经济系的“扫地僧”。改革开放之后,厉老师看起来是“横空出世”,背后是却是他在漫长岁月中一点点积攒起来的能量。
“只计耕耘莫问收”,几十年的勤奋耕耘,收获不用问自然圆满。厉老师著作等身,涉及的领域,从西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等,几乎覆盖了经济学的大部分范畴,而每本书都有相当的深度和思想性,这在中外都是极其罕见的。
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有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顶尖经济学家也都只在一个狭窄的领域上深挖,再也难见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那样的大家。而在中国,因为学术发展的长期隔绝和中断,不少经济学家是既窄又浅。厉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得他能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都有建树,为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以经济史为例,厉老师的《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中国学界研究世界经济史的传世之作。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厉老师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是有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经济学思想的提升。比如,穿透千年的经济演变史,厉老师提出罗马帝国消亡的原因,在于对于政权稳定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在内外交织的政治军事力量的长期博弈中,逐渐的没落败退。再比如,通过梳理世界各地经济制度的漫长演变,厉老师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有内在的弹性和刚性体制区别,弹性体现在不断完善演变,能够修正制度缓解内在矛盾, 而刚性恰恰相反。同样,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刚性弹性,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成功,乃其刚性特征使然。厉老师的这些著作里,无论是对浩瀚的经济史料的掌握,还是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解上,都显示了超凡的功力。而只有依靠坚实的学术功底,才有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突破和创新。
第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使得他的学术影响力历久弥新,成为长青的中国经济学泰斗。
作为经济学家,厉老师最可贵之处,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对中国经济复杂性的细致洞察。他是真正扎根在中国现实的学者,总能把中国问题放在中国语境中去思考和解决。
一方面,他总是站立在中国的大地上想问题,将理论方向和现实选择相结合。几十年来厉老师提出了大量有前瞻性、有针对性、有可行性的政策主张和建议,推动和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为世人所熟知的“厉股份”,“厉民营”的称号,便是其政策和社会影响力的反映。
另一方面,厉老师强调经济学要“联系中国、解决实际问题”,要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往往有能与国际学术对接对话的理论体系,又始终把中国问题作为主线,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作为一个海归经济学学者,我对此体会尤深。1991年北大硕士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读完博士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任教。2005年回国,很自然的加入了厉老师创建的光华管理学院。如何真正认识理解中国经济,而不是简单的照搬模型公式,是我回国后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幸运的是,厉老师是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最了解最有洞察的经济学家,他成了我理解中国经济最好的老师。在各种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在去全国各地的调研考察中,我从他身上不断的学习,学到了太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理解中国国情的一个方法是调研。厉老师非常喜欢去全国各地调研,他跑遍了大江南北,即使在80多岁高龄也不停下脚步。调研是中外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大不同。国外的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调研,理解经济现实只靠数据。中国的经济数据相对的不完备,更重要的是,数据背后的故事,往往才是中国经济最真实的情况。在跟厉老师一起调研之中,让我深深体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区域差距之大,经济复杂度之高,政策执行差异之广。
厉老师曾经担任贵州毕节扶贫的中央专家组组长,经常不辞辛苦赴毕节调研。我有幸参与其中一些调研和政策咨询工作。毕节当时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几乎没有像样的产业,极度贫困人口众多。但毕节地区内不同的县区,又“各有各的不幸”, 有的是有资源但交通不畅,有的是生态破坏太严重水土流失没法发展农业,等等。在当时交通和其它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厉老师走遍了毕节地区的各县区,对各地方的情况和发展掌握得十分清楚,每次所提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都非常有针对性。 现在毕节600万人民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相信厉老师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厉老师领导的林权改革政策研究,也是调研先行。他敏锐的指出,林权改革是农地承包制改革后的又一项重大改革,其核心是产权清晰的问题,要通过确权来激发农民种林养林护林,而不是乱砍乱伐。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林业发展情况差异很大。在厉老师领导下,我们分别去调研了林业不发达亟需提升森林覆盖率的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比较高但需要发展林业经济的南方地区,和以国有林场改革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东北地区。林权改革的整体政策建议报告,以及针对不同地区的系列分报告,就是在这些调研基础上形成的。
通过充分的调研和详实的论证,厉老师得以把握不同阶段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进而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建议和主张。《非公经济36条》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他在《相见欢》中所写:“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有人评价,厉以宁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社会结构迈向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两大转轨”时期,勇立时代潮头,作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在我看来,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日积月累的调研和积累,形成了厉老师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使他在经济学研究中,能够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去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在厉老师看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常新的。他往往借鉴国际学术界相关理论,结合中国现实,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既与主流经济学有共同之处,又有带着中国特色的不同新意。
比如厉老师提出的“中国经济非均衡理论”,既受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理论的启发, 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形态处于一种动态演变的理论阐述。从国内当时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的状况出发,厉老师认为中国经济在转型期会处于不均衡的状态,而经济改革应该通过培育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而逐步走出困境,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这样的对中国经济有独特见解的经济学思想,是厉老师提出“股份制改革优先”的理论基础。
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又在解决中国问题中进一步创新理论,这一特点贯穿于厉老师的学术生涯。即使是上面提到的经济史著作,虽然没有直接研究中国经济,但仔细读来,厉老师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依然跃然纸上。从对中产阶级的保护和壮大,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体制弹性)的必要性,不都是中国经济中最核心的问题吗? 他的经济学研究,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才使得其学术生命格外的长,学术影响力经久不衰。
第三,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坚定信念,贯穿于他的学术人生,堪称中国经济学人的楷模。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现实的学科,加上其“理性人”的假设,往往被人误解为是教人自私自利的学问。这当然只是误解,经济学以研究人的行为出发,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找到增加社会福利提升人民幸福生活的经济发展之路。厉老师作为中国经济学者的杰出代表,言行之间,学问之中,体现了其深沉的人文情怀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
众所周知,厉老师人文修养很高,是个诗词大家,词句之间感情丰富,家国情怀浓厚。他的情怀,同样体现在其经济学研究中。在《体制,目标,人》这本书中,厉老师开宗明义的指出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学科,对人的研究是经济学的最高层次,“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以此为终极目标,我们才能用合适的角度分析经济体制运行和发展目标的选择,才能正确的理解道德和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这样的以人为本,为民所忧的情怀,在厉老师学术生涯中贯彻始终。对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刨析和批判,体现了他对8亿农民不公地位和待遇的深切关注;对于教育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了他对人的培养和对生活环境的关心。厉老师的学术人生,以他独特的学术思想和见解,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主张,为切实改善人民的命运和生活而立言著说,可以说是“立德、立功、立言”的榜样。
这样饱含情怀的学术追求,造就了厉老师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坚定的信念。他曾经回忆到,在江西鲤鱼洲农村下放劳动期间,虽然自己干农活非常的艰苦,但看到当地农民的贫苦生活,对他的经济学思想有了极大的触动。为什么这么勤劳的农民不能实现基本的温饱?厉老师的答案是,计划经济是问题所在,计划经济无法带来经济的发展,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从农村承包制开始的改革,一步步的打开了阻碍经济发展的束缚,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也印证了厉老师在鲤鱼洲形成的市场经济信念。
无论是春雷咋响的改革开放之初,还是改革遇到“中梗阻”、进入“深水区”,在一个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他和众多知识分子一起加入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和探索中,成为他们之中“突破时代”“引领时代”的杰出代表,改革是在他们这一代人最执着的“选择”。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无愧于时代。而他们为什么九死未悔选择“改革”,为什么历经艰难初心不改,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记得在《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后记中,厉老师曾经写下这样的字句,“我们的观点是,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一代经济学人的追求渴盼跃然纸上,学术报国的炽热感情深藏其中。今日捧读,字字铿锵,有金石之声,如黄钟大吕。
“我国的改革尽管不断取得进展,但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改革中存在很多困难,改革事业的艰辛已被人们普遍注意到”。在激流勇进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是什么让厉老师他们面对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困难、改革的艰辛,依然得出“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振聋发聩的结论,并由此保持变革的激情、创新的勇气,始终挺立于时代的潮头?厉老师自己的回答,是他在2018年获得“改革先锋”勋章时说到,“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这种坚持,于小处也经常可见。我见到厉老师何老师闹矛盾,经常就是两种情况。在外出调研时,常常在已经繁忙的行程上,当地的政府和企业会请求厉老师抽空加场讲座或是座谈。为厉老师身体起见,何老师有时希望婉拒。但往往邀请者觉得机会难得,非常恳切,最终厉老师总是答应下来。类似的情况,是在学院上课。学院各个教学部门的学生,都希望能听厉老师上课。随着厉老师的年岁越来越大,学院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项目不断增加,厉老师的课不减反增,有时排的还特别紧凑。这时何老师就会劝厉老师减少一些上课,我也请同事们多注意不要过分辛苦厉老师。但厉老师都自己坚持要给每个项目上课。对他而言,大的坚守也好,小的选择也好,传道授业、为国为民是坚持一生的追求。
“沉沙无意却成洲”。成就人生的,既是沉沙积淀,日积月累不负耕耘;也是大河奔流,时代潮涌神州造就。厉老师的去世,留给我们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坚持。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它特有的精神和追求。
厉老师千古,精神永存!
学生 蔡洪滨
2023年3月5日
(来源：新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