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引力波之三十三
在跨入21世纪的门槛上,中国经济遭遇到了一个坎,这个坎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国家开始实施经济“软着陆”,为货币宽松和过热经济降温,各行各业受到了牵连。
而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白酒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事件:
1997年发生山东秦池3.2亿“央视标王事件”,惊诧国人,引发媒体暗访,凶猛围剿白酒业;1998年山西朔州“假毒酒案”引发命案,惊动中央;1999年发生“新型勾兑酒”风波,媒体质疑“还有企业实实在在的酿酒吗?”;2001年国家税务部门实施“每瓶5毛钱消费税”,白酒大企业雪上加霜。
此时,整个中国白酒行业步履蹒跚,异常艰难,而“汾老大”更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省外市场几乎全部失守,退回到了本省。
1999-2004年也被称为中国白酒业的“谷底期”和“冬眠期”。
然而,这也是一个躁动期、开创期、绝地反击期。因为企业要吃饭,吃饭就要想办法。
一场“OEM贴牌潮”“买断经营潮”和“新名酒运动”拉开大幕。以名酒厂为引领,动静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最后几乎所有酒厂都跟了进来。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买断贴牌运动中,“汾老大”却显得异常冷静。
查阅历年资料、企业文献和台账发现,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汾酒厂便接触到一些关系户前来游说“联营、贴牌”。其中,一位上级领导提出:用汾酒的牌子联营周围470余家烧酒作坊,形成一个松散型托拉斯,造就更多“万元户”,大家共同致富。
但是,汾酒厂两位领导一口回绝了,认为“这是大面积造假,是在伤害汾酒的牌子,我们是国有大酒厂,不能这么干……”。
这其实比后来川酒、鲁酒盛行的“OEM模式”早接触了10余年。
山西人“实在、质朴、较劲”的性格再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1999年后,即便在竞争大环境的压迫之下,汾酒厂仍选择了有实力的诚信大商合作,严格监管买断模式,控制买断数量,毫不手软杜绝异地装酒,必须罐装汾酒厂生产的正宗清香汾酒。
有人说,这是“以义制利,诚信天下”晋商精神的坚守、回归和传承,是汾老大的一贯风格。
2004年,汾酒厂举办了“中国·山西首届杏花村汾酒文化节”,开始竖立文化大旗,这也是中国酒业的首个文化节。同年,启动了汾酒文化战略“清香工程”。2006年,汾酒酿造技艺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研究发现,1994-2008这十五年,是中国白酒业最为乱象丛生的时期。十七大老名酒七上八下,七零八落,城头变大王旗,各种品牌传播底线被突破,各种商业模式层出不穷。
但是,这个时期的汾酒,在品质上坚守住了底线,在品牌道德上无懈可击,没有因质量问题和夸张虚假传播,遭到任何媒体的质疑和暗访,无愧老祖宗留下的“汾老大”这块招牌。
其实,这十五年,是汾酒从“业绩老大”退位后,面对中国经济最为躁动混乱的时代,保持了一颗宠辱不惊的平常心。
最大的遗憾是,这一时期,汾酒没有像茅台、五粮液等一样全力布局高端和超高端战略,因不利事件等影响,推出的新高端——“青花汾酒”高端大单品,其“窗口期”也被滞后。
但是,我们看到,汾酒毕竟是千年老字号的民族大品牌和大企业,骨子里具有文化名酒和高端名酒的强大基因,尤其明清600年来奠定和传承的“汾老大”基因,决定了它绝不会平庸。
非常值得欣慰,行业危机过后的2005年始,“青花汾酒”高端大单品,开始稳步发力,大家风范的高端基因开始彰显,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尤其2010年后,开始成为“老名酒·新高端”的一匹黑马和不容忽视的力量。
其实,这十五年,正是“汾酒复兴战略规划”前的沉潜蛰伏期,看似平静,实则在做起飞准备。
战略咨询专家、投行家王明夫,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称为“特殊三十年”,并划出上下半场。1978-1993上半场是“计划经济的遗留坚冰”,1994-2008下半场是“市场经济的商业乱象”,基本上以1992“小平南巡”为分界线。吴晓波为此专门写了一本《激荡三十年》,影响颇大。
说明这30年是中国的非常时期,尤其后十五年。如春秋战国,乱世争霸,各种心浮气躁、怪招模式无底线释放,让人目瞪口呆、眼花缭乱。
有人说,1994-2008的下半场,是汾酒跌落巅峰的遭遇战,汾酒很像乱世中的潜伏者,是一条潜龙,十五年没出什么大风头,但庞大身躯依然可见。
中国有句哲谚:“伏久者飞必高,卧久者行必远”。
在这乱象丛生的十五年里,汾老大尽管没有飞起,但有目共睹的是,汾老大至少坚守了“两个代表”,让全行业刮目相看:
汾老大代表了中国老名酒的良心——优质、纯正、诚信。
汾老大代表了中国老名酒的形象——稳重、大气、儒雅。
十五年间,无论商业环境怎么险恶、浮躁,汾酒这两个代表始终没有动摇,口碑一直很好。
正是这两个代表,潜龙在渊的汾老大,以千年名酒基因做保障,为2010年后的行远做好了铺垫,为未来“汾酒复兴战略”守正蓄力。
潜伏期,人们看清了“汾老大”的胸襟!
(来源:智度名酒评论)
(来源：新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