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球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研究投入对于国家生产力提升的效果日益彰显，全球各个国家每年都不遗余力地扩大科研投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全球发达国家每年研发支出占其GDP的比例稳中有升，科研投入占GDP总量接近3%。我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全局发展的核心位置，大力发展科创产业在国家创新战略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截止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科研投入经费已经占到GDP总量的2.4%，预计十四五期间科研投入比例会继续稳步提高，未来有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在以聚焦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为核心的科创产业投入的同时，国内近些年一系列大院大所以及著名高校的实验室安全事故也在为科研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敲响警钟。科研创新的安全，可持续发展乃至科研合规良好传统的育人和传承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包括行业监管部门、领域专家以及处在科研核心位置的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为了进一步了解科研安全、科研合规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有效的应对措施，记者对科研安全行业资深专家，上海策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策安”）总经理陈杰先生进行了一次具有建设性的采访。陈杰曾任职于挪威船级社（DNV）、IBM及法国凯捷咨询（Capgemini），担任HSE（职业健康、环保及安全生产）市场及交付部门负责人，是我国较早一批从事HSE管理及数字化转型咨询的专业人士。其现任的上海策安是国内科研实验室风险评估及安全数字化转型应用领域的知名专精特新企业，是包括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石油、万华化学等众多国内著名高校及企事业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绩效评估及危化品、移动放射源、危废数字化管理转型咨询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相关成功案例也多次被国家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官媒报道。
陈杰认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在量子科学、材料科学和基因科学等领域的重大突破极大地定义了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将在未来常态化地成为各国参与全球资源竞争、优胜劣汰的基本游戏规则。虽然我国科研投入持续加大，总研发经费从2005年的2,450亿元（货币皆为人民币）增长至2020年的 24,426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15%，但我国科研现状有着明显头重脚轻、底盘不稳的特征。这里所说的“底盘”就是科研过程中的“合规性”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实验室安全问题。由于项目关系，陈杰有机会深入接触到高校、研究院所及企业的实验室现场，其中绝大部分实验室在安全文化、行为安全、设备设施完整性、化学品管理等诸多方面与国内优秀的高危行业企业以及全球实验室安全良好实践相比，存在至少10年以上的差距，我国大部分实验室安全管理仍旧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阶段。由于行业标准规范的缺位，管理部门的红头文件就成了唯一的指挥棒，有着典型的“被动安全管理”的特征。以高校行业为例，几乎很难看到在学校层面采用“体系化”方法对学校实验室HSE表现进行系统性绩效衡量和持续改善。面对当今眼花缭乱的安全技防选择，很多企事业单位一味强调技防管理，而忽视基于岗位风险的人员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和正向安全文化建设，导致使用技防设备的“人”这一个体或群体出现问题，让很多技防措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进一步阻碍了实验室安全绩效的提升。
当问及这些典型问题产生的原因时，陈杰补充道我们现在行业内归纳实验室容易出现安全问题甚至发生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物因”，从本质上来讲，一个科研课题组的实验室工程环境生命周期一般在12到18个月左右，实验室内诸如化学品、工业气瓶等危险源种类繁多、点多面广、而且科研创新活动本身探索性强、科研内容变更频繁，这些特点决定了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不确定性。对比来看，企业大规模生产通常为固定工艺，不确定性较少，即使有变更，也有固定的变更流程进行受控管理。所以实验室相较于企业的生产环境，其实风险更大，实际大家听到的实验室群死群伤事故案例少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实验室危险源储量少，即使发生事故大多数情况下后果也并不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实验室不会再次发生严重事故。
第二点是“人因”，当前在以科学家为主导的科研环境下，既要保障不出安全事故，又要给予充分的科研自由环境，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做到既要“合法”又要“合情”是实验室安全管理滞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平衡好“管”与“放”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实验室安全管理“破局”的关键。
第三点是“管因”，我国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具有“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的特点，且较多保有实验室的单位，例如高校、医院的行业主管部门还不是安全生产监督、指导的国家队-应急管理局口，因此各行业实验室安全实践做法还不尽相同，导致实验室领域缺少统一的、有针对性的风险评估和治理标准。”
对于如何有效应对以上问题时，陈杰认为任何行业的发展与完善都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相信国内的生产安全和科研安全一定会越来越好，不可能走回头路。如果要说有什么好的方法的话，针对实验室安全这种具有复杂特征的系统性问题来讲，主要的解决方法还是要采用”多条腿“走路的“系统性”方案，用中国人的话讲可以归纳为“道、法、术、器”四个字，通过这四个字我们认为可以打通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底层逻辑，让实验室安全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持续完善的上升螺旋。
首先是“道”：安全管理从始自终都是一把手工程，尤其在一个“权利-距离”非常大的环境下，领导的态度和意识直接决定了企事业单位安全关键岗位、配合业务部门以及全员对待安全的主观态度，实验室安全管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上行下效的场景，只不过这里的“上”除了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外，最重要的还有那些“科学家”。科研行业是科学家主导的行业，对于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来讲，采用企业强制力手段进行管理科学家有可能会发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这种特殊的上下级“二元”割裂结构决定了行政领导和安全管理者应尽可能采用“服务”的理念去管理科研安全，不失控，但也不能过控，充分沟通，让大家看到一个好的安全绩效如何提升科研效率，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尽可能给予科学家更多的创新科研自由空间，这是科研安全管理破局的关键。
其次是“法”，我国科研服务行业起步较晚，相关的安全标准及规范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具有普遍缺位和滞后的特点，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实验室体系化管理思想和主流方法。我们看到很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就专门出台了针对小实体团队化学品风险管理的具体指南、小实体个人防护用品规范。美国消防协会（NFPA）专门出台关于实验室化学品储量及位置分布的建议到则等等，都是可以借鉴的优良做法。可参考的体系性文件包括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OSHA3404-11R、OSHA1910.1450标准、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标准协会的AS/NZS2243以及近些年在国内也日臻成熟的风险量化评估技术等，这些范例都可以用来构建我国实验室风险评估及防控标准体系，形成一把统一的标尺来实现实验室安全的系统化、标准化管理。
再次是“术”，“术”强调了人作为个体在科研工作中的能动性和重要性，一个好的“术”文化应当包括实验室不同岗位人员矢志不渝的信念，烂熟于胸的知识以及行为，撬动这三个要素的关键是基于岗位风险的能力认可培训规划与落实。现阶段来看，缺少实验室安全培训“内容”是当前科研行业内很普遍的问题，行业内大量的培训会议实质上大家都是在交流经验，而非真正意义的培训。很少有系统性的培训体系架构和内容。针对多专业典型风险的系统性策划、社群方式的内容共建共享、以及有权威部门参与背书的培训认可闭环体系可能会是未来实验室安全能力认可培训的一个出路。
最后一点是“器”，“器”的建设就是工具建设，其包括了实验室房屋结构、水电、暖通、末端以及数字化建设。其中数字化工具是当前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未来实验室管理智慧化、高效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随着数字中国建设规划、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以及危化品应用指导意见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实验室用户采用数字化的方式来实现安全管理转型升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实验室管理人员非常痴迷于实验室其中的智能硬件建设，我们承认在实验室安全管理中智能物联网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和安全屏障，但在考虑智能硬件的投入时，我们需要明白其底层逻辑，我们认为丰富的风险防控算法以及垂直数据库等软件才是风险防控智能硬件的基础，也是这个行业更有价值的技术门槛。举个例子来说，我国现在针对高危行业重大危险源评级的算法工具仍然大量依赖挪威、荷兰等国的进口软件，长久以来无法做出替代产品，这与我们更青睐“摸得着”的硬件产品轻视底层数据和算法积累不无关系。在实验室安全管理行业，我们实有必要建立符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的实验室安全专家数据库软件，这一点对于未来对标发达国家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智慧化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我们需要考虑投入和回报，安全也是有经济效益的，应当遵循ALARP原则（AsLowAsReasonablyPractical），做到既不失控也不过控，通过“正确”的方式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实现经济、合规、可操作三者的高效平衡。我们这里讨论的“器”的正确建设极大地依托于前面“道”、“法”和“术”的支撑，有了资源的支持，有了法规、标准、规范的指南，再结合科学的知识传承与最佳实践经验的分享，才能做好“器”这一层安全载体。
最后陈杰强调，实验室安全是生产安全的摇篮，也是我们国家工程人才育人的摇篮，通过打通科研安全管理的底层逻辑，创建一个良好、可传承、可持续发展的科研环境将长期、极大地提升和保障我国高科研效率和科创产出水平，为护航科研、赋能创新提供强大且长久的支撑。（作者：上海策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陈杰）
（来源：News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