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计划”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实践探索暨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研讨会在京召开|志愿服务|垃圾分类|深圳市

　　近年来，深圳市在垃圾分类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探索和实践。2023年是“深圳市蒲公英计划垃圾分类公众宣教计划”推出的五周年。11月6日，“蒲公英计划”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的实践探索——暨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围绕深圳“蒲公英计划”在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和社会治理领域开展的实践探索展开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多位专家学者，和国内公益组织代表出席会议并就深圳市“蒲公英计划”在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中的实践经验和工作模式展开交流，为并发言，共同探索以志愿服务推动垃圾分类宣教和实践，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上的新路径。未来，深圳还将进一步探索具有深圳特色的垃圾分类宣教模式，为全国其他地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贡献深圳经验。

研讨会现场

　　经验总结：“蒲公英计划”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的实践探索

　　2018年6月开始，深圳市以“文明习惯养成”为切入点，按照政府推动、志愿先行、基层发动、全民参与的工作思路，创新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蒲公英计划”，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当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逐渐体系化、规模化、常态化、智慧化，走进千家万户、深植人心。在五周年之际，研讨会希望在总结提炼“蒲公英计划”的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围绕垃圾分类领域的研究型和实务型议题展开研讨，为更多城市的垃圾分类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田丰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中心常务副秘书长田丰及团队成员介绍了有关“蒲公英计划”的研究发现。研究首先回顾了深圳市在垃圾分类领域的政策背景和发展历程，随后重点介绍了“蒲公英计划”推进公众宣教的模式和经验，解析了“五社联动”模式的两个核心，及其如何构建高效、协同的多方参与体系，最后，探讨了“蒲公英计划”如何充分利用志愿服务提升社会治理的综合能力等问题，为参会人员提供一个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同时也为推动垃圾分类实践研究、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田丰指出，垃圾分类的实践和社会治理仍是一个前沿性的研究问题，需要社会学、管理学、环境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关注、参与并深入探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范式，研究者们能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垃圾分类这一公共问题的本质，找到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和治理策略。

　　集思广益，探索多元共治新模式

　　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垃圾分类的社会政策与行动策略、垃圾分类的公众教育与宣传、五社联动下的垃圾分类宣传与实践以垃圾分类创新社区治理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来自清华大学的刘建国教授指出，“蒲公英计划”的核心是关注人本身。人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过去我们做垃圾分类，只看到了垃圾，而忽视了人的因素。而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这个观念，我们需要既看到垃圾，也看到人。只有通过做人的工作，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垃圾分类的目标，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可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的赵一红教授从垃圾分类的公共参与议题上分享了一些看法。她提出了党建引领是推动公众重视和参与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工作机制，在实际的工作中要注重从关键小事上出成效、细化党建品牌、强化党员示范机制，做好主流媒体的宣教宣发工作。

　　同样针对这个主题，阿牛公益发展中心的理事长唐莹莹老师也结合自己的公益实践发表了看法。她提出，蒲公英计划展现了在多方参与的过程中的很多关键议题，如行动逻辑、主体角色、挑战及克服方式等，这些都是一线行动者迫切关注的内容，对于想要在其他城市开展垃圾分类实践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明确参与点、介入时机、对接对象以及对接平台等细节是至关重要的，她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去深度挖掘这些细节。

房莉杰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房莉杰教授结合自己在苏南地区开展垃圾分类主题调研的经历谈到，垃圾分类的社会政策可称为日常行为型政策，它与一次性动员政策不同，更注重长期行为方式的转变和新社会秩序的建立。从“蒲公英计划”可以看出，内化行为规范和外部制度保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教育知识内化行为规范的一部分，而外部制度保障则需要政府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既要警惕政府行为对社区熟人关系和整个社会团结的破坏。也需要注意在动员志愿者的过程中，不要破坏社区的熟人关系。

黄承梁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的黄承梁研究员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已深耕多年。他首先介绍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根本性转折，以及垃圾分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随后支持，垃圾分类工作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来应对，以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黄晓星发言

　　厦门大学的黄晓星教授提出，在垃圾分类工作中，五社联动的基础依然是共识，包括利益共识和公民共识，而联动机制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从“蒲公英计划”的开展过程可以看出，政府扮演着超然存在的角色，在不断地为社会主体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同时，专业力量的支撑也很重要，社工机构可以作为支撑主体之一。总而言之，五社联动成功的关键在于各主体之间达成高度共识，并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避免联而不动，或者动而不联。

夏循祥发言

　　中山大学的夏循祥副教授认为，深圳市在很多方面做到了意识先行，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环保领域，这种意识形态先行的做法比运动式的治理更为有效。在垃圾分类的公众宣教公众中，意识形态的转变和科普教育的推进是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的关键，需要关注教育的一致性和重复性，深圳作为一个特殊案例，需要在推广其经验的同时关注哪些条件可以让这些经验实现从特殊化到普遍化的转变，让更多的城市学习和借鉴。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的刘晓博士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对蒲公英计划及中国未来的垃圾分类实践进行了展望。她认为，从全球来看，各国在垃圾管理上的发展历程相似，初期以处理为主，后期逐渐转向治理体系的建立。垃圾管理愿景是从上往下，希望避免产生垃圾，但实际上发展是从下往上，先满足基本需求和要求。政府在垃圾管理中先做好兜底，建设好设施。与国际相比，中国垃圾处理投资和设施建设力度大，城市和县城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接近100%。未来挑战在于如何通过垃圾分类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绿色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