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不关注文学，可能也知道有一位名叫古尔纳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到了中国，他与作家莫言、格非、孙甘露等对话，还走进了“与辉同行”直播间，与董宇辉聊起了故乡、文学和阅读。在与董宇辉直播时，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超过了55万人。
你可能过去并没听说过古尔纳，但你仍然在直播间买了一本他的小说，想对他有所了解。在与董宇辉的直播中，上海译文社出版的古尔纳小说《天堂》《来世》《赞美沉默》等5本小说上架抖音电商，卖出了2.2万套，共计11万本的图书，而你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读者。
这大概就是电商直播的力量，在传统媒体时代，这一切是无法想象的。往年，一个诺奖作家来中国，能在新闻节目有一、两分钟的新闻，大学里做一、两场演讲，书店中做几场签售，卖掉几千书，在专业文学圈引发一些谈资，就算不错的业绩了。而今天，一个诺奖作家可通过视频和直播与读者隔屏相见，一起畅谈文学与人生。
“诺奖作家古尔纳中国行”，可视作直播时代的一个标志性文化故事。它让人不禁想起1924年泰戈尔的中国行，他大概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诺奖作家。那一次泰戈尔的访问，是受蔡元培、梁启超邀请到大学讲学。泰戈尔到上海时，徐志摩、林徽因等600多人在码头欢迎他，算是当年的一件文化盛事了。
只是同样参加了欢迎宴的鲁迅并不买账，视他之来访为“老大的晦气”，留下了一篇《骂杀与捧杀》的名文，称：“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而古尔纳的中国行，我们似乎并未感到“青年们的隔膜”，甚至看到有50多万人同时观看他的直播。
古尔纳与董宇辉畅聊文学和故乡76岁的古尔纳，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他生于东非的桑给巴尔岛，18岁时作为难民移居英国，在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他从1980年代起出版过10多部小说，诺奖给他的获奖理由是：“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
“讲一个故事，给离家的人”，是董宇辉对话古尔纳的主题。从他和董宇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古尔纳对“思乡之苦与他乡生活之痛”有自己深刻的领悟，“记忆”“残酷”“爱与软弱”“身份认同”“种族冲突”等成为古尔纳笔下常见的主题。
在直播中，董宇辉问得深入浅出，古尔纳答得睿智深入。我们从古尔纳的回答中，感受到他身上既有遥远非洲的民族性视角，骨子里是还未驯服的野性，也有欧洲知识分子的气质，语调优雅，学识渊博。他有学院的理论功底，也有作家的细腻感性。
据说这是76岁的古尔纳，平生第一次参与网络直播。确实，在过去很难想像，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会走进一个电商直播间接受访谈。这种形式的访谈，显然要比电视直播有了更强的互动性，也给受众带来了感受更亲密的交流空间。对读者来说，古尔纳与莫言、孙甘露等作家交谈的话题有些专业高深，而与董宇辉的交谈则更具大众性，于是就有了它独特的网络生命力。
从文学传播角度说，这更像是一次知识传播范式的改变。古尔纳在中国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对知识形态的认知：“当我们思考知识的时候，通常认为知识是可靠、权威，可以在书本和图书馆中找到的东西，这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另一种方式是人们用脚、用交谈来实现，可以关于过去，也可以关于现在……”
福柯很早就提过“知识型构”这个概念，认为经典知识话语的构成或实践，会受制于一些规则，而这些规则多与社会、传媒条件有关。知识的内容和传播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就称为知识转型。在手机、直播与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如何理解知识传播范式的转变，直接关系到一个网络平台的生命力。
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对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分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每个时代对经典知识空间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一个时代的思想语境有关，更与传媒技术的演变有关。
手机和直播正在构筑一种新的知识观和传播观，它会促使知识人去思考什么是新的知识型构？未来的知识空间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很多经典知识背后，那种更宽广、更基础的知识关联系统，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个静态的知识空间，正在逐渐被一种动态的、多元的知识秩序所取代。
我2006年在《文学死了！一个互动文本时代来了》一文曾写过：传播和媒介的形式，决定着一个时代真理的内容。直播、视频等网络互动技术，正在将生活在同一母语下的人群，联合成一个巨大的母语部落，人们正重新感受到过去部落生活所拥有的集体感与统一感。生活在不同城市的人像生活在一个部落一样，在谈论同一个话题。这一切都成为文学革命的动因，也在重写着文学的定义。也就是说文学传播范式的变化，正深刻影响着文学的内核，文学也在寻找它新的表达空间和表达形态，文学也将由此变得更自由、更多元。
这次“诺奖作家古尔纳中国行”活动，可以说是传统出版机构与直播平台一次成功的尝试，标志着文学传播范式的转变。我们看到，这次活动的发起主办方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与澎湃新闻，由抖音“大有学问”和抖音电商“全民好书计划”共同推出的。“大有学问”曾多次携手余华、蔡国强、马未都等作家或名人，创作了“有获得感”的直播和视频内容集，给观众留下过深刻印象。“全民好书计划”则通过助力作家和出版社，让更多新书、好书走近读者。
古尔纳著作中文版古尔纳是一个小说家，在他看来：“小说有时候能做的是弥补历史学家、学者的知识与大众认知之间的鸿沟。你或许需要专业的学术训练来阅读历史，但每个人都能读小说。”因为这种认知，古尔纳把自己的写作视为“另一种历史书写”，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正这种对“殖民历史”和“难民经历”的文学写作，他关注的历史过程中的差异、矛盾和碎片性。
从古尔纳的这些说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世界还存在一部作家撰写的历史。作家对每一个事件的回溯，对每一种现实和心灵的审视，其实都在为历史寻找第二次生命。那已经逝去的历史，通过作家的写作又获得了另一个躯体。在那里，每一次受难都以复活告终，每一种悲伤都被引向更大的善。它可能是跳跃的、断裂的，甚至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但它不会错过那些受难者，不会错过那些不公正的命运。历史只有在这样的作品和心灵中存在过，才是真正的复活。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次新的生命循环。
与诺奖作家泰戈尔当年访问中国不同，古尔纳这次中国行留下了大量的影像和话语，有与作家的对谈，有接受媒体的采访，有到电商直播间的谈话。与古尔纳相关的文字和视频，就像融入了一个开放与多边的魔方般的信息库。受众接受这些信息，也是随机的，你会在不经意间遇到它们，完全打破了传统媒体线性、逻辑、有界的概念。
这次“诺奖作家古尔纳中国行”也让我们看到了直播电商对出版发行业所蕴藏的巨大空间和潜力。对文学传播现场和消费生态最大的改变，还是在电商直播间，你不仅能看到网友的讨论和互动，感受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参与感，还能直接看到网友对图书的抢购。抖音电商将直播、短视频等内容场景，与商城、店铺销售场景的打通，像古尔纳与董宇辉的一场直播不仅当时吸引了大量观众购买，直播后的影像又经过短视频的反复传播，仍会引发更多读者的兴趣，使其进入电商和商城搜索，最终实现图书的销售。
当然，这种文学消费生态的变化，并非始自本次活动。今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在“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2小时的直播，售出了2024年全年的《人民文学》7.7万套，直播结束后，货架电商的销量仍在攀升，至今已超16万套；2月，作家余华、苏童和程永新与董宇辉面对面3个小时的直播，让用户累计订阅了《收获》《收获长篇小说》8.2万套；另一个直播传奇，是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经过董宇辉在直播间的推荐，销量达到500万册。这些直播销售数据，在文学界内部也引起很大震动，越来越多的出版人、编辑和作家开始意识到文学传播范式和消费生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传统电商的核心是“人找书”，而直播电商的模式则是“书找人”，人、书、场景都发现了根本变化，所以视频直播带来的不只是销售方式的变化，而是服务模式的创新，它不仅会缩短从编辑、出版到发行、销售的运营路径，而且可直接获得读者的阅读反馈，这对内容端的输出肯定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正是这些服务模式的不断创新，抖音电商2023年售出图书超4亿单，平均每天有超200万本图书通过抖音电商到达读者手中，抖音商城带动图书销量同比提升了127%。过去一年，包括中信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在内的50余家出版社，在抖音商城销量翻番。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和书店在向抖音电商转型，电商直播正在成为传统出版行业的蓝海。
（来源：News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