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布莱尔

　　英国执政党工党2007年5月13日宣布，将于6月24日在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召开的会议上正式宣布现任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的继任者。

　　工党在声明中说，布莱尔将于6月24日告别工党领袖一职，3天后，即6月27日在白金汉宫向伊丽莎白女王正式递交辞呈，辞去首相的职务。

　　□ 文/闵勤勤

　　无心政坛的“叛逆者”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1953年5月6日出生于苏格兰首都爱丁堡的布莱尔，有阳光般灿烂的童年。他和同伴们嬉戏在教堂的尖塔、古老的钟声和中世纪四方形建筑里，这样的环境是英国中产阶级孩子们才能享受的美好天地。

　　然而，对布莱尔的父亲里奥来说，富裕生活来之不易。布莱尔的祖父母是流浪艺人，父亲里奥很小就被送到格拉斯哥，寄养在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二战爆发，14岁的里奥被迫离开学校参了军，从小兵做起当上了军官。战争结束后，他重拾书本，最终获得在法律界发展的机会。他边在大学教法律课边做律师，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他加入了保守党，很想进入政坛。虽不是家财万贯，望子成龙的里奥还是送孩子们到私立学校接受教育。8岁时，布莱尔进入了有几百年历史的达拉姆克利斯特学校。这个学校是英国著名的教会学校，秉承一贯的精英教育传统。多年后，国人发现他们的首相虽然满脑子现代化改革，但其行为举止看来就像维多利亚时代温文尔雅的绅士，他总是彬彬有礼，很少因生气而提高嗓门，懂得立即对别人的善意和礼节表示谢意，因此赢得了无数对他以后人生至关重要的友谊，这些，都拜早期严格教育所赐。不过当年的小布莱尔好动爱玩，没少挨批评，母亲常代他向学校道歉。

　　父亲的个人奋斗经历自然会对孩子们产生激励，有人说里奥的壮志雄心传给了儿子。但真正改变布莱尔人生方向的却是他的母亲。布莱尔的母亲黑兹尔出生于爱尔兰，性格贤淑文静，把全部身心都放在照顾丈夫和三个孩子上。布莱尔11岁时，42岁事业如日中天的父亲突然中风，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看似羞怯柔弱的母亲表现出惊人的坚毅，她花了三年时间使父亲重新说话、走路，重新上班，引领家庭渡过难关。可不久，妹妹萨拉又患上了慢性关节炎，母亲在医院长时间陪护，直到她彻底康复。在布莱尔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家庭始终占据着和政治同样重要的地位，正是一直为家庭奉献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母亲，使他明白了家庭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

　　20世纪60年代，就在英国社会出现了大动荡，摇滚乐、长头发和讽刺式的大不敬取代了顺从和权威崇拜的时候，13岁的布莱尔却被父亲送进了苏格兰最负盛名的菲特斯公学。这个学校办学宗旨是以严酷的纪律和艰苦的生活磨炼富家子弟们的“性格”，使他们成为英国上层人士。叛逆的

青春期和崇尚自由的时代背景，使布莱尔对学校繁琐过时的规章制度充满了反抗意识，他总是质问老师“为什么”。布莱尔迷上了放浪不羁的摇滚乐，还留起长发。布莱尔多次翻越高墙想要逃出学校，但都被抓回来了。这个“叛逆者”虽不喜欢这个学校，但学校却锻炼了他，在这里，他的戏剧天赋得到了发挥。他养成了非常在意个人形象的习惯，掌握了怎样恰当运用姿势和语气与人进行感情交流。日后布莱尔毫不费力地掌控国民情绪的能力正是在这里塑造的。他擅长表演，喜欢舞台上聚光灯下的荣耀，以至于一位私人顾问评论“他是一个见到镜子就要照一下的政治家”，保守党政敌攻击他是“虚伪的演员”。

　　1972年，布莱尔一脚跨进了众人艳羡的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人不轻狂枉少年”，如鱼得水的布莱尔马上把兴趣投入到玩摇滚和追女孩子上。他发动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叫做“荒诞谎言”的摇滚乐队。他模仿滚石乐队米克·杰格在舞台上献歌，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扮酷的转身动作，据说赢得了无数女孩子的芳心。但他的反叛其实是有限度的，他花在图书馆研究法律案例的时间还是比别人多，而且毕业成绩相当优异。

　　不过直到这个时候，在培养了无数著名政治家的牛津，布莱尔还是对政治避之犹恐不及。人生方向的转折发生在22岁那年。布莱尔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却得知母亲早就被诊断出得了甲状腺癌。为了不影响布莱尔学习，母亲选择了隐瞒，独自与病魔斗争了五年，1975年离开人间时年仅52岁。母亲临终前的劝谏对布莱尔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失去母亲让布莱尔坚定了到政界去寻求成功的决心。

　　布莱尔从牛津毕业，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时，遇到了切丽·布斯——他未来的伴侣，或者说是他的又一位人生导师。切丽出身于贫苦家庭，靠个人奋斗取得法律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她热衷政治，比布莱尔更急切地想施展抱负，出身让她很自然就选择了工党。这点可能影响了布莱尔，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他为何偏偏选择了英国工党，他出身于中产阶级，本该像他的父亲一样拥抱保守党。况且此时的工党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过政治中心了，并处在分裂的边缘。或者是否有一种直觉和使命感在引领他，要他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呢？

　　打动英国的

　　“表演者”

　　布莱尔虽然政治觉悟得晚，但一旦从政便如有神助。1975年布莱尔加入工党，30岁时就当上国会议员。他迈向成功的重要时刻，似乎总和一些悲剧事件联系在一起。悲剧时刻的悲情“演出”，令他不断成为聚光灯追捧的中心。深谙与媒体打交道的艺术，是布莱尔成功的重要砝码。

　　1993年2月，一个2岁男童被两个大孩子毒打致死的事件震动整个英国。布莱尔当时已经成为工党的新闻发言人。面对采访，他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完全不符合工党传统立场的言论。他说，悲剧表明社会已经丧失道德准则，工党要抛弃对道德领域的不关注，重新确立是非标准；还要严惩犯罪，着力解决犯罪的诱因贫困问题。在英国政党分野中，法律和秩序问题一向是保守党关注的领域，布莱尔的言论立刻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共鸣，成为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他因此从工党中脱颖而出，人气骤升。

　　1994年5月12日清晨，又一个悲剧骤然降临——工党党魁约翰·史密斯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谁将成为继任者？民意潮流涌向了托尼·布莱尔，令工党内原以为更有资格继任党首的戈登·布朗极为心寒。但民意不可违，即便在工党的左派大佬心中，也认为只有布莱尔的政治灵活性和有说服力的微笑才能让工党走出失败的阴影，重新掌权。这一次，布莱尔毫不手软地抓住了机会，却伤了盟友兼老师布朗的心。

　　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整个英国沉浸在悲痛之中，英国王室表现出来的巨大冷漠伤了民众的心。这时布莱尔果断站到了前排，他赋予戴安娜“人民王妃”的美誉，为她沉痛默哀。首相爱憎分明的形象，立刻俘虏了英国民众的心。

　　2001年9月11日清晨，几个月前成功连任的喜悦还没有完全消失，布莱尔正在酒店准备自己工党年会上的发言稿，电视屏幕上纽约“双子塔”的燃烧场面，让他怀疑是电影特技表演。当确信的确出了重大“突发事件”后，他匆忙飞回伦敦。他举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令整个英国群情高涨，他高调表明将和恐怖分子做艰苦卓绝的斗争，将是美国可以信赖和依靠的盟友。人们在他的慷慨激昂中，似乎看到一个大无畏的人类领导者，一个发誓与邪恶抗争的正义英雄。然而，这一次幸运女神似乎不再眷顾他了，悲剧时刻的辉煌演讲过后不久，他个人政治悲剧也悄然揭幕。因为，这一次，他的“正义感”和恢复国际秩序的“责任心”膨胀得过头了，他也太相信乔治·布什领导的美国，以至于把自己和英国牢牢绑在美国战车上，一头冲向

伊拉克泥潭。

　　传统政治的“第三者”

　　英国政治上的左右派别历来壁垒森严，年轻的布莱尔像个突然闯入这对“怨偶”间的“第三者”，带领“传统左翼”工党，在右翼保守党的领域攻城略地，很快攻守之势大异！保守党人骂他窃取了保守党的外衣，工党内部左派骂他是“叛徒”。而他对这些批判置若罔闻。

　　1994年秋，布莱尔当上工党党首。他敏锐地意识到，淡化意识形态成为时代所向，传统蓝领工人已经被服务型经济中的新兴阶级所取代，而工党故步自封的纲领，使多数民众望而却步。他决定立刻对工党做脱胎换骨的改革，联合中左人士，争取中间选民。主意已定，他向工党党章开刀了。党章第四条规定：为了“全力确保工人们获得他们劳作的全部成果”，工党将争取“生产方式、分配和交换的公有化”。布莱尔力主删除这一条，认为它是工党竞选一再失败的根本原因。改变或者死亡，工党只能选择前者。新工党由此诞生。

　　布莱尔当上首相的那一刻，他给自己的定位就不再仅仅是工党的党首了，而是整个英国的领袖，他要创立一个“新英国”。他要趟过传统政治的左右界河，走“第三条道路”。所以，他从不掩饰对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的推崇，把她好的执政经验毫不犹豫地拿过来；他对克林顿充满敬意，也使他可以理直气壮地从白宫拿来胜利经验。在布莱尔头脑里，没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如今，布莱尔虽然很快就要走人了，但他的政治遗产“第三条道路”、“布莱尔主义”，已成为欧洲政治家争相效仿的典范。

　　布莱尔坚持新工党政府的大帐篷里要同时容纳下王子和乞丐，工党史无前例地疏远了工会，很多撒切尔时代限制工会权力的法律保持不变；但同时，布莱尔为工人争取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保障了工人的权益。布莱尔借鉴美国民主党与企业家的关系，加强了与工商界的联系，鼓励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工党的公有制理想已经被公私兼有制所取代，但同时，他加大了对富人们的税收，把大量的钱财投入到教育和医疗保障系统，实现对福利国家、社会公平的追求。政府还仿效美国，赋予英国银行完全独立地位，彻底驱逐了凯恩斯主义，与工党公有制理想决裂；同时，他还废除了英国贵族院的世袭特权，鼓励机会平等。种种奇特的组合政策，加上布莱尔的初生牛犊作风，确实使长期以来似乎夕阳西下的英国老树发新芽，经济发展迅猛，就业率大幅提高，很多人通过工作摆脱了贫困，令其他欧洲国家羡慕不已。

　　这个近200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生活中也让民众耳目一新。他是个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周末常常陪伴妻儿在官邸后面的小花园踢足球，而不是穿梭于政治聚会和俱乐部。他温情脉脉，2000年5月20日，150年来，唐宁街10号首添“新丁”，妻子切丽为布莱尔生下第四个孩子，布莱尔称它是“一次幸福的意外事故”，骄傲和快乐全英国人都能感觉到。他强调道德和责任，像个传教士，但并不刻板泥古——他是个基督徒，却总是陪切丽和孩子们去天主教堂做礼拜。他还认真读过《古兰经》，对犹太教也很感兴趣。在他看来，任何宗教的根本价值观都是相同的。

　　不拘一格的“交友狂”

　　布莱尔本质上是个很平民化的领袖，他常常靠在篱笆上和路人聊天，因此赢得了很多朋友。而且他对自己的交友能力极为自信——三教九流，生冷不忌。早在菲特斯公学上中学时，他就认识了附近一所女校比他小两岁的安吉·亨特，后来她成为布莱尔的红颜知己和政治助手——1997年大选胜利后，亨特被任命为首相特别助理。布莱尔多年的至交、媒体顾问坎贝尔，从各个方面看都不算“好人”——他曾是个酒鬼，色情小报的撰稿人，只交女友、生孩子却不结婚的男人。但这个“铁哥们”有能力使布莱尔永远都是“媒体宠儿”。年少时抢走布莱尔女友的法尔克纳勋爵，后来被布莱尔提拔为部长，还当上大法官，因为他在危急时刻总能保持冷静理智的头脑。

　　当然朋友中也不乏充满智慧和理想的长者。澳大利亚著名教士彼特·汤普森对基督教的开明睿智的理解，使布莱尔成了一名立志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善人类状况”的基督徒。也是受朋友的影响，布莱尔深研了英国哲学家马科莫雷的著作，接受了他的“个人只有在强大的、相互支持的集体中才能成功”的思想，“朋友、集体、互相依赖、责任”成为布莱尔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

　　加入工党后，布莱尔遇到了此生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兼对手戈登·布朗。布朗比布莱尔大两岁，但已在工党内摸爬滚打多年，政治雄心令布莱尔钦佩。布莱尔爱交朋友的友善天性立刻得到布朗的信任。此时的布莱尔还是个政治“新生”，布朗简直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两人并肩和保守党作战十几年，逐渐成为工党内部坚定的“改革派”，他们也成为心意互通的好友。然而，1994年继任党首问题上的争议，在“两布”心间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当时为了最后的胜利，布朗妥协了。他俩达成一份“秘密协议”：布朗答应支持布莱尔做工党“一哥”，作为交换，布莱尔要在未来的工党政府中把英国的“钱袋子”交给布朗。这场“政治婚姻”维系了工党表面的团结。但布朗从担任财政大臣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等候他的机会了，只是没料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布莱尔广交朋友的习惯，为他的工作减轻了很多阻力。在棘手的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释放出的微笑与友谊的力量。自1921年爱尔兰被分割以来，北爱尔兰地区成为宗教、主权和民族情绪斗争的火药桶。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力活动持续已经30多年，一直是英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复杂的烂摊子，政客们多是嘴上喊喊和平，然后就溜之大吉，因为谁都没把握解决问题，弄不好还会输掉政治老本。布莱尔不信邪，他要赌一把，他提议建立北爱尔兰议会，重建民主政治。为了化解宿怨，他既往不咎，轻松绕过了30多年的仇恨，和共和军的新老头目成了朋友；为显示诚意，布莱尔不顾众怒，把制造过恐怖爆炸案的重要犯罪分子释放了。1998年4月10日，共和主义者和统一主义者坐到了一起，签署了和平协议，这是结束北爱尔兰流血冲突的关键一步。布莱尔也将因此留名青史。

　　布莱尔友情的橄榄枝一直伸到了大西洋彼岸。1992年，代表中左势力的民主党人克林顿击败保守党候选人当上了美国总统，这令布莱尔心中充满羡慕和鼓舞。在他看来，民主党正是工党应该学习的榜样。他和布朗立刻亲往美国，开始“朝圣之旅”，但因级别不够并未受到克林顿的接见。直到1995年他已成为工党党首，才见到“偶像”。两人相似的人生经历、牛津大学的教育背景，使他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这种友谊是真诚的，在克林顿因“世纪大审判”名誉尽毁时，布莱尔始终给予他一如既往的尊重，令克林顿极为感动。

　　可以说，交到好朋友是布莱尔成功的关键，但为利益趋使去交友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2002年，美国变天，保守党候选人小布什赢得大选。布莱尔满心踌躇：他很清楚布什和自己并非一路人，但超级大国的影响力绝不能忽视。终于，实用主义压倒了他的个人情感，他决定要冒险——竭力去取得布什的友谊！于是他立即给布什发去了贺电，布什的回电到达伦敦时，布莱尔正陪伴克林顿参观大学，布莱尔深感尴尬，所幸克林顿并不小气，相反，他鼓励布莱尔要和布什交朋友。如今的事实证明，布莱尔这一次冒险很不走运，他和布什非同一般的“友谊”，最终葬送了国民对他的支持。

　　世界舞台的“迷失者”

　　布莱尔首相第一任期内的辉煌战绩，给了他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美名。2001年连任时，在国内外任何老牌政治家面前，布莱尔也能昂首阔步了。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一个“隐痛”时时发作——二战后“日不落帝国”的太阳落山了，英国迷失在国际舞台上，至今没能找到自己的合适角色，布莱尔渴望重振雄风，他在急切地等待证明英国的机会。

　　所以，不难理解这个国内的和平缔造者，竟然成了出兵海外、无所顾忌的战争发动者。1999年，他积极参与美国和北约对科索沃的狂轰滥炸；一年后，出兵西非的塞拉利昂；接着是出兵阿富汗，打垮塔利班；最后，不顾国际舆论的普遍反对，伙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伊战前夕，伦敦爆发了英国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反战大游行，布莱尔权衡再三，终于还是决定参战。至今，尽管他不得不因为伊战引火烧身而下台，但在他内心深处也许并不后悔，因为他坚持认为，他所作的每一个决定，在当时都是为国家利益所做的“正确的事”。然而，武力并不能重建秩序，也无助于重振雄风，况且他忘记了“战争总是最坏的选择”。

　　伊战已结束四年多，萨达姆也吊死了，但驻伊英军的死亡人数却不断上升，归国无期，而且布莱尔曾一再承诺的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成效缓慢，民众对布莱尔最初的崇拜丧失殆尽。屋漏偏逢连阴雨，原先被掩盖起来的内部矛盾日益暴露，布朗已经按捺不住，开始“逼宫”了。一旦内部的团结化为乌有，外部的攻击就很容易导致加速垮台。保守党抓住工党大选时涉嫌用上院爵位换取大亨们的捐助丑闻，布莱尔被迫接受警方质询，留了个不光彩的记录——成为英国首个因刑事案件接受质询的首相。英国人终于抛弃了他。

　　布莱尔迷失在了自己的雄心壮志里。2007年5月10日，布莱尔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将于6月27日辞去首相之职，支持布朗成为他的继任者。这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可能会让布莱尔沮丧一段时间，但他毕竟才54岁，生活还要继续。人们已经开始为他设计以后的人生道路了。有人说他可能会写自传，赚上一大笔钱；也有人猜测他可能安心回家当“家庭妇男”，因为切丽的收入和

理财手段，够他过上相当滋润的生活；有人奚落说，他现在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也未尝不可；也有人认为他可能已经瞄准了一些国际机构的领导职位，包括世界银行行长一职……当然布莱尔可能会再次从克林顿身上得到启示，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促进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不管最终选择怎样的角色续写人生传奇，托尼·布莱尔已在世界政坛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