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阿兰达蒂·洛伊谈印度新冠灾难:我们正目睹一场反人类的罪行
阿兰达蒂·洛伊 (Arundhati Roy)是印度著名作家、社会运动人士以及左派知识分子。她的作品《微物之神》曾获得了布克奖。在这篇文章中,她详细描述了目前印度国内遭受的新冠危机与混乱的政治现状,对莫迪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2017年,在北方邦一场尤其两极分化的竞选活动中,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加入令事态进一步激化。在公共讲台上,他指责由反对党领导的邦政府迎合穆斯林社区,在穆斯林墓地(kabristans)上的花费比在印度教火葬场(shamshans)上的花费更多。他用他惯有的嘶哑的讥笑,以及尖锐的辱骂煽动着人群。他说:“如果一个村子里有穆斯林墓地,那么也应该有印度教火葬场。”
“火葬场!火葬场!”他的支持者们热烈地回应道。
或许他现在应该高兴,因为印度火葬场的集体葬礼上升起的火焰的画面登上了国际报纸的头版。在他的国家,所有的穆斯林墓地和印度教火葬场都在工作,其所服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能力。
“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能被隔离吗?”《华盛顿邮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谈及印度正在发生的灾难,以及国内遏制快速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的难度时,如此问道。“这并不容易。”它回答。几个月前新冠病毒肆虐英国和欧洲时,人们不太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然而,鉴于印度总理今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言论,印度人几乎没有权利感到生气。
其他东西也有市场。在自由市场的最底层,一笔贿赂能够让你偷偷看你所爱的人最后一眼,而他被打包堆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对同意做最后祈祷的神父收取的附加费;在线医疗咨询中,绝望的家庭被无情的医生敲诈;你可能需要卖掉你的土地和房子,花光所有的卢比去私人医院治疗——仅仅是这笔定金,在他们同意接纳你之前,就能让你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财富荡然无存。
这些都不能充分反映人们所遭受的创伤、混乱,以及最重要的——人们所遭受的侮辱的深度和范围。发生在我年轻的朋友T身上的事,仅仅是在德里发生的数百件,或许数千件类似事件中的一件。20多岁的T住在德里郊区加济阿巴德的父母的小公寓里,一家三口的新冠病毒检测均呈阳性。他的母亲病危,因为是在早期,很幸运地为她找到了一张病床。他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双相抑郁症,变得很暴力,并开始伤害自己。他的心理医生在网上试图帮助他,尽管心理医生她自己也时不时地崩溃,因为她的丈夫刚刚死于新冠。她说T的父亲需要住院治疗,但由于他是新冠病毒阳性,住院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所以T夜里无法睡觉,他需要阻止他的父亲伤害自己,并且给他洗澡。每次跟他说话,我都感到自己的呼吸在颤抖。最终消息传来:T的父亲去世了。他不是死于新冠病毒,而是死于极度绝望所致的精神崩溃而引起的血压急剧上升。
怎么处理尸体?我拼命打电话给所有认识的人。阿尼尔班·巴塔查里亚(Anirban Bhattacharya)接了我的电话,他与知名社会活动家哈什·曼德(Harsh Mander)合作。巴塔查里亚即将受审,他被控在2016年参与组织了一场在大学校园内的抗议活动。去年曼德得了新冠,还没有完全从中恢复过来,就遭到被捕的威胁。孤儿院关闭后,他跑去动员人们反抗国家公民注册(NRC)和国籍修正案(CAA)——这两个公然歧视穆斯林的条例于2020年12月通过。曼德和巴塔查里亚和其他许多公民一样,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政府管理的情况下,设立了求助热线和应急响应,并且忙于组织救护车、协调葬礼和运送尸体。这些志愿者时刻出于危险之中。在这波疫情中,年轻人正在倒下,并挤满了重症监护病房。当年轻人死去时,我们中的老年人也失去了生存的意愿。
T的父亲被火化了。T和他的母亲正在康复。
事情最终会解决的,当然会的。但我们不知道谁能活到那一天。富人会松一口气,可穷人不会。目前在病弱和垂死的人群中,还残留着民主的痕迹。富人也遭到了打击。医院急需氧气。有些人已经开始了“自带氧气”计划。氧气危机导致了国家之间激烈的、不体面的斗争,各政党试图推卸责任。
4月22日晚,25名新冠重症患者在德里最大的私立医院之一恒河拉姆爵士(Sir Ganga Ram)接受高流量吸氧治疗后死亡。医院发出了几条紧急求救信号,要求补充氧气。一天后,医院董事会主席匆忙澄清:“我们不能说他们是死于缺氧。”4月24日,德里另一家大型医院斋浦尔金医院(Jaipur Golden)的氧气供应耗尽,又有20名病人死亡。同一天,印度副总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Tushar Mehta)在德里高等法院代表印度政府发言时表示:“让我们试着不要像个婴儿一样哭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保这个国家没有人处于缺氧状态。”
我们可以向谁寻求安慰?科学吗?我们要不要紧抓数字不放?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康复?有多少人被感染?高峰何时到来?4月27日,报告称出现323144例新病例,2771人死亡。它的精确度多少让人放心。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了解最新情况?即使在德里,检测也很难实现。小城镇和城市的墓地和火葬场举行的新冠肺炎葬礼数量表明,死亡人数比官方统计数字高出30倍。在大城市以外地区工作的医生可以告诉你情况。
凯瓦迪亚没有医院。只有“团结雕像”,它是按照自由战士、印度第一位副总理萨达尔·瓦拉布海·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的形象建造的,大坝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它高182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像,耗资4.22亿美元。里面的高速电梯能够带着游客从萨达尔·帕特尔的胸部俯瞰纳尔马达大坝。当然,你无法看到河谷文明的毁灭,淹没在巨大的水库的深处,或听到那些发动了世界上最美丽和影响深远的抗争的人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反对一个大坝的修建,更是反对那些强迫人们接受何为文明、幸福和进步的思想。这座雕像是莫迪最喜欢的项目,由他在2018年10月启动。
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莫迪政府一直很忙,很忙,很忙。
在所有这些紧急行动之上,西孟加拉邦还有一场选举要赢。这就要求我们的内政部长,莫迪的手下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或多或少地放弃他的内阁职责,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孟加拉几个月,传播他的政党的谋杀宣传,让每个小镇和村庄里的人自相残杀。从地理上说,西孟加拉邦是一个小邦。选举本来可以在一天内举行,过去也曾这样做过。但由于这是印度人民党的新领地,该党需要时间将干部从一个选区转移到另一个选区以监督选举。这些干部中有许多不是孟加拉人。选举时间表分八个阶段,分一个月进行,最后一个阶段是4月29日。随着冠状病毒感染人数的增加,其他政党恳求选举委员会重新考虑选举时间表。该委员会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坚定地站在印度人民党一边,抗议活动继续进行。谁没看过人民党明星竞选人、总理本人的视频呢?他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洋洋得意地向没有戴口罩的人群发表讲话,感谢人数空前的支持者。那是在4月17日,当时官方公布的每日感染人数已经飙升至20万。
现在,随着投票的结束,孟加拉邦已经准备成为新的病毒培养皿,它的区域内发现了一种新的三重突变株,被称为 “孟加拉病毒株”。报纸报道称,在邦首府加尔各答,每2个人中就有1人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印度人民党宣布,如果该党赢得孟加拉邦,将确保人民获得免费疫苗。那如果他们没有赢呢?
疫苗呢?他们肯定会救我们吧?印度难道不是疫苗生产大国吗?事实上,印度政府完全依赖于两家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SII)和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两家公司都被允许向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推出世界上最昂贵的两种疫苗。本周,他们宣布将以稍高的价格出售给私人医院,以稍低的价格出售给州政府。粗略计算一下,疫苗公司很可能会获得巨额利润。
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经济被掏空,数以亿计本来就过着不稳定生活的人被推入赤贫。200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执政时,制定了《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依靠该法案微薄的收入生存。要想让处于饥饿边缘的家庭拿出一个月的大部分收入来接种疫苗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疫苗是免费的,是一项基本权利。那些不按规定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被起诉。在印度,疫苗接种运动的主要潜在推动力似乎是企业利润。
当这场史诗般的灾难在我们莫迪领导的印度电视频道上演时,你会注意到他们是如何用同一种声音说话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说,这个“系统”已经崩溃了。这种病毒已经淹没了印度的医疗“系统”。
这个系统并没有崩溃。这个“系统”几乎不存在。政府——这一次,以及之前的国大党政府——故意拆除了那里仅有的一丁点医疗基础设施。当一场大流行袭击一个公共医疗体系几乎不存在的国家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印度的医疗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远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是最贫穷的国家。即使是这个数字也被认为被夸大了,因为一些很重要但不完全符合医疗保健标准的事情被纳入其中。所以实际数字估计更接近0.34%。不幸的是,正如《柳叶刀》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的那样,在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78%的城市地区和71%的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现在由私营部门负责。公共部门剩余的资源被腐败的行政人员和医疗从业人员、腐败的转诊和保险诈骗系统地吸进私营部门。
医疗是一项基本权利。私营部门不会为那些挨饿、生病、濒临死亡、没有钱的人提供服务。印度医疗保健的大规模私有化是一种犯罪。
这个系统并没有崩溃。失败的是政府。也许“失败”一词并不准确,因为我们所目睹的不是过失犯罪,而是公然的反人类罪行。病毒学家预测,印度的病例将成倍增长,每天超过50万例。他们预测,未来几个月将有数十万人死亡,甚至更多。我和我的朋友们约定每天打电话来表示我们还活着,就像在学校教室点名一样。我们泪流满面地对我们所爱的人说话,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再见面。我们写作,我们工作,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活着完成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恐怖和羞辱。这一切都很不体面。这就是让我们崩溃的事情。
“莫迪辞职”这个标签在社交媒体上很流行。在一些表情包和插图中,莫迪的胡子后面是一堆骷髅。“弥赛亚”莫迪在一场尸体的“公开集会”上讲话。莫迪和阿米特·沙阿就像秃鹫一样扫视着地平线上的尸体,从中获取选票。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一个眼神空洞、面带苦笑的人,可以像过去的许多暴君一样,激起别人的强烈感情。他的症状具有传染性,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印度北部是他最大的选民基础,而且那里由于人数众多,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命运,他造成的痛苦似乎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快乐。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说得很对:“暴君的限度取决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忍耐力。”我们印度人为自己的忍耐能力感到自豪。我们训练自己冥想,转向内心,驱除我们的愤怒,并证明我们不能成为平等主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我们是多么温顺地接受我们的屈辱。
当他在2001年以古吉拉特邦新任首席部长的身份首次亮相时,莫迪确保了自己在被称为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后的子孙后代中的地位。在古吉拉特邦警方的监督下,印度教义务警员在几天的时间里杀害、强奸和活活烧死了数千名穆斯林,作为对一起可怕的火车纵火案的“报复”。这起纵火案中有50多名印度教朝圣者被活活烧死。暴力平息后,莫迪呼吁提前举行选举。在此之前,莫迪只是被自己的政党任命为首席部长。在竞选中,他被描绘成印度教的赫里迪·桑拉特(“印度人心中的皇帝”),这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那以后,莫迪从未输过一场选举。
随后,记者阿什什·赫坦(Ashish Khetan)拍摄了古吉拉特邦大屠杀中的几名杀手,他们吹嘘自己如何砍死人,割开孕妇的肚子,把婴儿的头砸向石头。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莫迪是他们的首席部长。录像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当莫迪仍然掌权的时候,赫坦数次作为证人出现,他的录音被提交给了法庭并接受了法医的检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凶手被捕入狱,但许多人被释放。在他的新书《卧底:我进入印度教黑暗的旅程》(Undercover: My Journey Into the Darkness of Hindutva)中,赫坦详细描述了在莫迪担任首席部长期间,古吉拉特邦的警察、法官、律师、检察官和调查委员会如何相互勾结,篡改证据,恐吓证人,转移法官。
尽管知道这一切,印度的许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主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他们拥有的媒体公司,努力为莫迪成为总理铺平道路。他们羞辱了我们这些坚持批评的人,并大声叫嚷。“继续前进”是他们的口头禅。即使在今天,他们也用赞扬莫迪的演讲技巧和“努力工作”来缓和对他的严厉言辞。他们对在野党政客的谴责和蔑视要尖锐得多。他们对国大党的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持以鄙视的态度。甘地是唯一一位不断警告即将到来的新冠危机,并一再要求政府尽其所能做好准备的政治家。协助执政党摧毁所有反对党的运动,等于合谋破坏民主。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他们共同制造的地狱里,每一个对民主运作至关重要的独立机构都受到了损害而被掏空,病毒也失去了控制。
我们称之为政府的制造危机的机器无力带领我们走出这场灾难。尤其鉴于这个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是由一个人做出的,而这个人很危险——而且不太聪明。新冠病毒是一个国际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决策,至少是控制和管理大流行的决策,将需要移交给由执政党成员、反对派成员以及卫生和公共政策专家组成的某种非党派机构。
至于莫迪,从他的罪行中辞职是一个可行的提议吗?也许他可以放下他所有的“辛苦工作”休息一下。他和他的人可以走了。我们其他人会尽我们所能来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不,印度不能被隔绝。我们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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