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已经延续了三个月有余，它不仅对国际体系、世界秩序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严重冲击，也对全球各大地缘板块和政治力量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原因在于俄乌冲突并非俄乌双方简单的冲突，背后还有俄美欧之间的复杂角力和博弈，特别是美国不仅利用俄乌冲突削弱俄罗斯、消耗欧洲，还力图通过俄乌冲突巩固、调整和重组其全球盟友体系，进而使俄乌冲突成为修复和延续美国霸权的特殊平台。
尽管俄乌冲突对欧亚大陆各地缘板块的力量重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中也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除欧洲和亚太传统意义上的美国西方盟友外，中东、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美国盟友并未唯美国马首是瞻，以至有印度强烈表达对西方不满的特立独行，以及沙特、阿联酋领导人拒接美国总统拜登电话的任性之举。从这种意义上说，俄乌冲突无疑让世界更加看清了霸权相对衰落的美国，以及日趋失去道义优势和力量优势并日趋收缩的西方。就俄乌冲突对中东的影响来看，俄乌冲突并未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力量重组产生颠覆性影响。相反，地区国际关系似乎少有地出现了日益自主发展的气象，这无疑与美俄欧传统大国力量对中东影响更趋衰落，特别是美国为转向大国竞争而从中东战略收缩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俄乌冲突对中东影响较为有限，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和粮食危机对中东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中东最深刻的挑战在于对中东国家内部治理和发展转型的考验，特别是粮食危机风险较高的国家与此前爆发两波“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几乎重合，进而使中东是否会因俄乌冲突蝴蝶效应发生第三波“阿拉伯之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本文仅就俄乌冲突对中东地区格局、国家治理与国家的影响等问题略作分析。
中东国家的反应和政策选择折射美俄在中东的影响力
在俄乌冲突之初，中东国家对俄乌冲突的反应特别是对俄罗斯的立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头小中间大”，即强烈支持和反对俄罗斯的国家都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国家处于表面上反应不一、但实际上中立的中间阵营。
强烈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只有近年来得到俄大力支持和保护的叙利亚，强烈反对俄罗斯的只有有过伊拉克入侵切肤之痛、并被美国“解放”的科威特，但这两个国家的影响都十分有限。其他国家虽态度不一，或同一国家在联合国的不同投票中前后有所变化，但在本质上基本上属于中立阵营。虽有部分国家也谴责俄罗斯，但并不愿意参加美国和西方发起的对俄制裁。
伴随俄乌冲突的演进，中东国家特别是美国盟友面临的压力加大，其中既有美国要求直接参与对抗和制裁俄罗斯的压力，也有要求在能源领域配合对俄制裁的压力，但中东国家乃至美国盟友并未出现“一边倒”加入美对俄制裁的情况，在美俄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成为中东国家政策选择的主要特征，甚至有些国家敢于自行其是或与美进行博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盟友国家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以及借俄乌冲突向美国要价的自主意识和利益导向。
土耳其作为拥有北约成员国身份的美国盟友，基本上是完全按照自身利益展开外交攻势
，包括对俄乌的高调外交斡旋，在俄乌、美俄之间保持平衡，违背美欧意志反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要求西方满足土耳其在库尔德等问题上利益，都是其外交自主和国家利益导向的体现。
沙特、阿联酋等油气大国本就对拜登政府因也门问题减少对其支持和军售强烈不满，因此对在能源增产问题上配合美国对俄制裁并不情愿，甚至有媒体传出两国领导人拒接拜登电话之举，直到最近才在美国压力下在“OPEC+”机制内同意增产，起码没有简单、直接听命于美国的要求，并且背后肯定也拿到了美国不少利益承诺。
以色列对俄乌冲突的反应同样十分微妙。无论是乌克兰，还是美国，都对以色列提出了对乌进行军事技术支持的要求，以色列也曾有一定的动摇，但终于在俄罗斯的压力下未对乌提供支持，原因之一在于以色列深知在叙以边境安全方面俄罗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这种局部安全是美国所无法保障的。
伊朗作为美国的敌对国家，其反应和行为选择同样耐人寻味。伊朗当前最大的诉求是达成伊核协议，使伊朗摆脱制裁以缓解其日趋严峻的经济困境，但俄乌冲突显然已对伊核协议谈判产生严重消极影响。其核心症结是美国不断变脸，一方面强调把由于乌克兰问题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伊核问题脱钩，但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拖延伊核谈判。在此背景下，在伊核协议谈判以及其他中东事务中倚重俄罗斯的伊朗，同样无法得罪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伊朗不断向美欧传递信息，即伊朗可以在当前特殊背景下部分满足欧洲的油气需求，但同时表示，即使西方与伊朗达成伊核协议，德黑兰方面也不打算与俄罗斯在石油市场上竞争。伊朗的表态充分反映了它处在美俄博弈夹缝中的无奈。总之，中东国家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和行为，在本质上是美俄在中东影响力的反应，即“阿拉伯之春”十余年来美国中东霸权相对衰落，俄罗斯影响相对上升的力量格局。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除继续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入相对明确外，并无宏大的中东战略，主要包括为减少中东对美战略掣肘而进行的政策调整，如启动重返伊核协议维也纳谈判，为也门内战等热点问题降温，减少和压缩对沙特、阿联酋等盟友的军事支持，重提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以及不计后果地从阿富汗灾难性地撤军。
迄今为止，拜登的中东政策可谓乏善可陈。伊核协议谈判美伊双方各持己见，谈判继续僵持、裹足不前；也门各方虽签署和解协议但流血冲突依然不止、政治过渡前景黯淡；巴以双方依然我行我素、冲突不断，“两国方案”前景更加渺茫；沙特、以色列、土耳其等地区主要盟友对美国不满持续上升，言行上更加敢于对美“任性”；美国不断减少对埃及等转型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已无力关注和影响其发展方向。再来看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尽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影响一落千丈，但自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以来，俄对中东的影响持续上升，特别是俄借叙利亚危机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断重返中东，且在能源、安全、经贸、军售等领域与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中东国家开展全面合作，并成为土耳其、伊朗乃至沙特、以色列等中东地区大国借重的对象。当然，受国力影响，俄罗斯也缺乏全面重返中东、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俄乌冲突也将继续削弱其在中东的影响。从未来发展趋势而言，俄乌冲突后，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可能呈现出美欧俄等传统力量影响继续下降，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继续上升的态势，而地区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行为的自主性、平衡性也将继续加强，这或许是俄乌冲突对中东的有利影响。
俄乌冲突消极影响考验中东发展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
就俄乌冲突对中东国家内部发展的影响而言，最突出地表现为能源价格上升和粮食危机风险对中东国家的考验。
首先，能源价格上升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
能源价格上升对不同国家影响不同，对扩大能源生产国近期财政收入乃至国际地位有重大积极意义，但对中长期的经济多元化有可能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受西方制裁和市场恐慌情绪影响，国际油气价格不断上涨，油价一度逼近每桶140美元。油价上涨固然有助于增加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油气收入，改善其财政状况，同时提升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油价上涨对海湾阿拉伯国家推进“后石油时代”发展愿景等长期发展战略，无疑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众所周知，海湾国家近年来都提出了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发展规划，如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阿联酋《2071百年规划》、阿曼《2040愿景》、科威特《2035愿景》、《卡塔尔2030愿景》，其内在动力是近十余年来油价持续下跌、传统石油地租经济陷入困境。即使如此，经济多元化在海湾能源国家内部仍面临巨大阻力，而俄乌冲突带来的油气价格上涨无疑在一定时期内会减轻海湾国家的财政压力，进而削弱经济多元化的动力。
从更大范围看，油价上涨给多数中东非能源生产国带来的则是更大的压力和经济困境。一方面，油价上涨使中东的能源消费国不得不为购买高价能源买单，使其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更加窘迫；另一方面，能源价格上升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又会导致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进而加剧粮食危机。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至今，全球小麦价格与原油价格趋势基本保持正相关态势，因为全球油价主要通过运输成本影响粮食价格，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
其次，粮食危机风险陡增考验转型国家的治理能力，中东爆发第三波“阿拉伯之春”的风险持续上升。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俄乌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两国合计分别占全球大麦、小麦和玉米供应的19%、14%和4%，占全球谷物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受俄乌冲突以及新冠疫情、能源价格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粮食价格目前处于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全世界约有8.87亿人正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每个月还将会有数千万人加入这一群体的行列。如果无法填补缺口，最依赖俄罗斯与乌克兰粮食进口的欠发达国家的民生甚至政治稳定都将受到很大影响。2022年3月的一份报告显示，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俄乌两国小麦的进口依赖程度超过50%，其中俄罗斯为34.4%、乌克兰为15.9%。俄乌冲突爆发后，基于本国粮食安全考虑，俄乌两国先后下令禁止粮食出口，阿拉伯世界的粮食安全顿时成为一个紧迫问题。曾经因取消食品补贴和通货膨胀发生“大饼革命”的中东国家，特别是受到前两波“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埃及、突尼斯、也门、叙利亚、苏丹、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以及经济困境不断加剧的伊朗，都有因粮食危机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进而引发政治动荡的风险。
突尼斯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首发地，尽管曾因其和平过渡以及教俗和解被视为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仅存的果实，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2021年7月25日，突尼斯全国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抗击新冠疫情不力，总统赛义德以此为由解除总理职务、暂停议会活动，使突尼斯的政治危机再次凸显。突尼斯粮食进口本来就存在严重隐患，2019年以来由于缺乏金融稳定，突尼斯政府不能以信贷进口粮食，必须通过现金支付。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价格上涨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突尼斯粮食进口的资金困难和粮食进口困难。
例如，2022年3月，由于资金耗尽，融资尚没到位，突尼斯谷物办公室未能就5月的小麦进口达成协议，由此可见其困难迫在眉睫的程度。
埃及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重灾区，2011年以来两次发生政权更迭。自2013年总统塞西执政以来，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安全与发展，但其政治基础依然脆弱，而俄乌冲突使得埃及的粮食危机风险不断上升，再次对塞西政府构成严峻考验。目前埃及每年自产约1000万吨小麦，但每年需求高达1800万吨，需要进口800万吨，其中80%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埃及通胀危机加剧，物价整体上涨超过20%，食品价格上涨超过25%。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今年4月中旬曾表示，俄乌冲突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已经给埃及造成1300亿埃镑（约合7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可能会高达3350亿埃镑（约合180亿美元）。苏丹是受2019年第二波“阿拉伯之春”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自2019年4月苏丹军方废黜执政30年的巴希尔政权，并先后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和过渡政府（苏丹主权委员会）以来，苏丹反对派和民众抗议持续不断。2021年10月，苏丹军方扣押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部分官员，苏丹再次成立新的过渡政府。目前苏丹的政治危机仍远未结束，随着俄乌冲突爆发后粮食价格飙升，苏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因为苏丹90%以上的小麦进口来自俄乌两国，目前苏丹农贸市场的小麦价格每吨高达600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180%。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到今年9月，苏丹将有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比2021年增加近一倍。黎巴嫩近几年来深陷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多重危机之中，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危机更令黎巴嫩雪上加霜，有舆论甚至认为黎巴嫩已濒临政治崩溃的边缘。俄乌冲突前的黎巴嫩便已受多重因素影响而陷入粮食危机。2020年8月4日发生的贝鲁特大爆炸，除造成200多人死亡和7000多人受伤的严重损失外，还炸毁了黎巴嫩最大的粮仓，并使粮食码头严重受损，其中1.5万吨谷物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使黎巴嫩损失了约85%的粮食库存。过去几年中，黎巴嫩粮食价格持续飙升，截至2021年7月，黎巴嫩面包价格一年之内上调了7次。黎巴嫩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进口的依赖度高达80%，因此俄乌冲突无疑将进一步加剧黎巴嫩的粮食危机以及社会的全面危机。
目前，黎巴嫩已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和通胀危机。自1997年黎镑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后，黎镑和美元的汇率曾长期维持在1美元兑换1500黎镑的水平，但由于经济低迷，目前已贬值到约3万黎镑换1美元。世界银行2021年6月发布的黎巴嫩经济监测报告显示，黎巴嫩GDP总量已经从2018年的550亿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330亿美元，跌幅达到40%。由此可见，粮食危机与其他危机叠加很有可能导致黎巴嫩的系统性危机，并引发政治动荡。
总之，“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国家的转型困难与新冠疫情危机叠加，已经使多数中东国家面临严峻的发展困境，而俄乌冲突加剧的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国家特别是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社会危机，并推高了其政治风险。如果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综合指标作为评价依据，当今的阿拉伯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长期动荡的国家如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第二类是受第二次“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如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第三类是处于政治经济转型关键期的国家如埃及和突尼斯；第四类是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如沙特等海湾国家。在这几类国家中，前三类国家几乎都面临程度不等的粮食危机风险，也足见阿拉伯国家在维护粮食安全方面的沉重压力。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