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11号发布了全球“仇富榜”,展示了受调查的23个国家国民的仇富情况。在这份榜单中,“仇富”情况最少的五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印度,“仇富”情况最严重的3个国家分别是希腊、俄罗斯和土耳其。
这是由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做的一份调查,核心问题是“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他们的财富”? 23个国家的1万2000名受访者接受了调查。在澳大利亚,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他们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比重超过60%,中国和印度都略高于50%,而希腊则不到10%。
这份“仇富榜”能否如实展示受调查国家的财富公平情况和贫富差距现状呢?对此,财经评论员叶檀有所质疑。
叶檀:到底采集了哪些样本,样本数是不是足够大,是不是覆盖了足够的群体。比如主要采访富人的话,那么会发掘仇富情况非常好,如果这份榜单主要采访中低收入阶层,会发掘全球仇富情况特别厉害。从2008年到现在,此前的10年时间全球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这时候如果去问中低收入阶层,仇恨度当然会增加,所以我想采样的公平性和完整性、样本的数量非常重要。
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或中国家庭数来说,在12000绝对是个非常小众的样本,在如何一个类似社会调查里,要调查财富公平度和社会公平度,最好的方法是在富裕群体和中产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群体各自取出自己的权重,来进行比较,那样才会比较接近事实。[详细]
“历史不嘲笑胜利者”。事实上,中华民族不是仇官仇富的民族,反倒对官员和富人从来都是恭而敬之的。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妇、反坫(即有三位妻妾,有专门放置酒杯的台子,按礼法这都是诸侯才可以拥有),齐人不以为侈。”孔子虽然为此批评他有违礼法,但依然称赞曰“微管子吾其披发左衽矣”。
齐国人对管仲既不仇其富,又不仇其官,是因为他的富贵来得正当,其一是国君齐桓公做主,赐予这位职业经理人的高薪,而非他利用职权贪污致富;其二他的贡献完全有资格“富拟于公室”。太史公说,“管仲既仁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用现在流行的语言表述,齐国通过管仲主导的改革开放,富国强兵,老百姓解决温饱问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普通中国人从古到今,对富贵有着正当的追求,在一个宗教氛围不浓的国度里,福禄寿三星和财神赵公元帅的香火从来都是最旺的。对合法致富或得官的人,也一般是艳羡加尊重。比如,在江南一带的民间传说中,元末明初的巨富沈万三,形象颇佳。真正“仇富”者不是小老百姓,而是暴力集团。朱元璋定鼎南京后,觊觎沈氏财富,也担忧商业繁华和富商的势力影响其统治,效仿汉武帝对待富人的政策,没收沈万三财产,将其充军。多数民间传说对沈表示同情而对朱皇帝很是鄙夷,可见中国的小老百姓是非分得清清楚楚,因为沈万三是利用苏州一带的便利交通,做买卖办实业而致富,朱元璋则利用暴力公然掠夺人家的财富。
茅于轼:“打土豪,分田地”的结果是凡是富人都有罪
土地革命时期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夺取政权后又发动社会主义改造,搞公私合营。结果就是凡是富人都是有罪的。而认为富人有罪,结果全国都是穷人。
其实,在西方,从来没有“剥削”这个说法,只有“犯法”这个概念。十六大提出保护非劳动收入,有人对此理解有困难,认为非劳动收入是剥削。十六大的提法其实是在摆脱过去。可惜现在的学校教育,还在灌输所谓“剥削”与“反剥削”思想。从维护社会稳定考虑,对富人的看法很重要。仇富心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详细]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曾这样说过:“在我看来,民众并不‘仇富’,他们反对的是‘不仁’;民众也不‘仇官’,他们反对的是‘不正’。为官不正,为富不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下,极少数官员本性丢失和富豪道德滑坡,打碎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社会机制的憧憬,使得百姓在“强权”和“暴富”这一双重挤压下,变得异常脆弱。
网络上一些社会新闻事件中的富人,往往会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如宝马车飙车撞人事件,网友们指责“富二代”,是担心富人们“用钱摆平”,舆论强烈反弹是对办案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富人。人们仇视的是非法致富,同时尊重合法致富。网友们仇视的是通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致富的富人,而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人,不仅没遭到仇视,反而深受推崇,正如调查所言,这些“富人配得上其财富”,他们获取财富并没有违背社会公平,反而彰显了社会公平的力量。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完善,但毋庸讳言,社保、养老保障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养老体制的双轨制导致的不公平等,而以权谋私、贪腐的现象,也屡禁未绝,民众对此也有不少怨言。
因此,虽然在此次“仇富心态测验”中,中国“夺取高分”,但依然没理由沾沾自喜,因为真正消除“仇富”心态滋生的环境,中国仍任重道远。[详细]
建立以政府为主体,广泛吸纳社会力量的解困机制,才能减少公民铤而走险的可能。
面对生态环保问题,仅靠“动员群众”是治标不治本。柳州“运动式剿鱼”恰恰暴露了政府责任的倒置和管理思维的单一粗暴。
运动员难享竞技之美、公众四年兴奋一次,即使站上金牌榜首位,也与奥运精神相违背。是什么拦在了中国从金牌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路上?
一件艺术品在央视的报道中成了有伤风化的“色情”,不免是“卫道”过了头。在缺乏分级制度的情况下,“一刀切”的电视内容审查难免让央视“草木皆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