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年前，天津机器制造局创办，拉开了天津近代工业的序幕，从最初的军火、造船，到后来的民用产品，可以说这是天津制造业的开端。探寻天津近代工业历史，我们走进位于东丽区华明镇的天津机床博物馆，穿越时光，透过一台台斑驳沧桑的老机器，聆听百多年前的历史轰鸣，了解隐藏在机器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故事。 从一台老机床到两个博物馆

　　天津华明机床博物馆2017年6月19日投入使用，记者走进博物馆时，馆长王福喜正在和同事们忙活着卸载一台新到馆的织布机。“我们博物馆各种机床都有，车、钳、铣、刨、磨齐了，就是没有织布机。”王福喜向记者介绍。

　　王福喜讲述收藏经历

　　王福喜喜欢收藏车床、机器，源于儿时在工厂车间里长大，那时候王福喜的父亲在村集体企业当车间主任，改革开放后，父亲承包了这家企业，成了较早一批私营企业主。而他收藏机床的事，也正是从自己父亲的车间里开始的。王福喜介绍说：“我从小在工厂里边玩，听着机床的声音、闻着机床的味道长大的，到了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爸爸工厂干得已经有声有色了。那时候在我们村里边有一句话，叫万元户。” 企业做得越来越好，车间里的机器需要更新换代，一台老父亲用了近40年的老车床眼看着被淘汰了。以往这些老家伙会被当做废铁卖掉，可是王福喜却有些舍不得。“我爸那时想把这台机床卖了，我就给拦下了，我说这是你当年发家致富的功臣，咱们留着吧。”王福喜说。

　　这台被王福喜看做改变家庭命运的老机床，就这样成了他收藏机床的开始，打那以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隔三差五就会买回来一台破旧机器，这可愁坏了家里人。王福喜告诉记者：“大伙都说我神经病，不务正业，把爹给的这点钱都给造了，买了一堆废铜烂铁。”王福喜妻子孙玉杰也不理解：“当时觉得他把钱都花这上面很不值得，一有时间他就给机器做保养，自己在馆里一待待一天，痴迷到这种程度。”

　　家人的不理解并没有动摇王福喜收藏老机床的决心，2012年他的第一家机床博物馆建成，陆续迎来了不少参观的人，看到这些，王福喜觉得心里踏实了，他说这就是他的心愿，就是想让大伙来看看这些老机床，通过机器了解咱们天津的工业历史。 如今王福喜的机床博物馆里，已经收藏近500台老机床和2000多件工业设备，其中超过百岁的机床就有很多，不过被他称作镇馆之宝的却是一台立式机床。提起这台机床的收藏经历，讲解员孙敬波介绍：“这是1898年美国出产的一个立式机床，当年这台机床在沈阳机床厂服役了大约100年，1990年退役之后，厂家把这台机床给了一直操作这台机器的一位老工人。当时王总听说了，就直奔沈阳去找这个老工人。”王福喜说：“第一次去人家家里，都不让我进门，不让看，在那待了几天做老人的工作，就是不卖。又过了大约两年，老人的儿子要结婚，钱可能不太够，我赶紧又去，跟他说只要你想看这台机器，我给你买票来天津看，放在我的博物馆里面，我会好好保存它，最终诚心打动了他。”

　　一台老机器一段天津工业史

　　万鲁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最近正在做近代天津工业历史挖掘研究，机床博物馆里展示的这些百年以上历史的机器，究竟残留着那个时代的哪些信息呢？通过这些老机床，是否能探寻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天津机床博物馆里，讲解员孙敬波给他介绍起了镇馆之宝：“这台机床是用来做火车上的车轮的，这是洋务运动时引进的，因为慈禧太后当时要生产一辆豪华的专属列车。”。

　　孙敬波讲述老机床的来历

　　一台台静卧在博物馆里的机器，已沉睡百年，但它当年的轰鸣声，曾经也给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带去了希望。19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初，晚清洋务派进行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天津正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之一。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以及电报电话等在内的军事工业在天津诞生，成为天津近代工业的起点。当时作为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奉旨筹办机器局，但他并不懂机器局的经营管理，于是在天津聘请英国人密妥士总管局务，从天津及附近招聘2000名工人，设两个园区即西局和东局，西局在现在的海光寺附近，东局在现在的河东区，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1870年，天津发生了天津教案，这次事件后，崇厚被调离天津，李鸿章来到天津任直隶总督，接管了这里的一切事务，其中就包括天津机器局。

　　为完全掌控天津机器局，李鸿章一面扶持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力量，一面找机会辞退密妥士。万鲁建介绍：“恰恰在1870年天津发生水灾，东局地处贾家沽，地势比较低洼，很多机器受灾停工，李鸿章就以密妥士保护机器不利为由，把他给辞退了。”

　　万鲁建参观机床博物馆，探寻天津工业历史

　　随后李鸿章开始大力整顿天津机器局，在东局内添设水雷局，附设电气和水雷学堂，在西局添设火药厂、镪水厂和炼钢厂等，当时的规模，据《津门杂记》记载：西局约“工匠六七百人”，东局“工作者约二千余人”。除了生产火药、炮弹、枪炮弹的铜帽、枪支和水雷等军火以外，还生产各种军用设备和民用产品。 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东机器局和西机器局被毁。作为北方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天津机器局辉煌了整整30年，曾经机器轰鸣的军工大厂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两千多名工人，除了来自南方的小部分回到江南以外，大部分人散落在了天津，流向三条石地区。

　　机器制造技术涌向三条石 奠定天津工业基础

　　在天津老城北，被南运河、北运河和子牙河环抱的一块面积七百多亩的地界，原来是一片开洼地，曾经被称为北开，由于这里有砖窑烧砖，又被人们称之为窑洼。那从什么时候起，就叫了三条石大街呢？带着问题，我们来到了三条石历史博物馆。

　　老馆长任敬指着馆内显眼位置展示着的几块大青石介绍：“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他的继室去世了，灵柩需要经过窑洼地区到赵家厂登船运回安徽老家，时值雨季，道路泥泞，所以李鸿章动用了大批民工，在这一地区铺了三条大青石，事情结束之后，这条路保留了下来，为两边铁工厂货物的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有一首民谣记录这件事情，就是三条石青石板，一铺铺了二里远，方便了李鸿章，累死了采石汉，乐坏了铁厂的王老板。”

　　任敬讲述三条石工业历史

　　正因为这三条青石，故此得名三条石大街。展柜中陈列的大青石，中间有一道深深的车辙印，记录了当年这条街上货运繁忙的景象，而民谣里唱的铁厂，其实就是布满这条街的铁匠铺。“三条石地区邻近北大关，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在这儿停泊靠岸进行维修、护理，这样附近就出现很多铁匠。”任敬介绍。

　　漕运带来了南来北往的货物和四面八方的人群，这里成为了商业繁荣街区，出现了大量货栈和客栈，人们对铁器的需求也很多，为了满足客商以及当地百姓的需要，当时河北、山东一些会打铁的农民利用农闲时间推车挑担来到三条石地区，随着生意越来越多，有些铁匠就在这里开了作坊长期经营了。任敬介绍说：“具有标志性的就是1860年秦记铁铺正式落户三条石地区，它生产一种硬膜锅，壁体比较薄，受热时间很快，节省时间和柴火，所以深受百姓欢迎，最后供不应求了，他就把在老家的弟弟给招来，慢慢形成规模。”

　　秦记铁铺代表了当时三条石大街铁匠作坊的生产水平，这种状况直到1900年才被改变。当时天津机器局被炸毁后，很多工人开始涌向三条石谋生，这些工人技术水平比较高，就带动三条石地区从传统的打铁手工作坊进入到机器生产。

　　从此，三条石地区成了当年天津机器制造的主要产区，一批技术好、质量高的铁厂曾经是这条大街上的招牌企业，三条石制造的轧花机、爆米花机、打包机等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书写了天津民间工业传奇。三条石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就是当年福聚兴铁厂旧址。展厅内按照曾经老铁厂的布局，部分还原了当年铁厂生产生活的一些场景。

　　抗战爆发后，三条石陷入衰退期，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些工厂经过重组合并，再焕生机，同时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批技术骨干，他们在航天、军工、铁路等领域发挥着突出作用。

　　（记者 朱学兵）

　　责任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