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化兴则民族兴。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这么重视文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民族，还是一个文化民族。当我们说到中国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她源远流长的历史，还要考虑她有什么样的文明属性。要知道，正是这样一个文明属性界定了一个人的国家属性。也就是说，当说起中华文明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是中国。另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民族，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化兴会带动民族兴，反之亦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并把它放在了“第二个结合”之下。我们知道，“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为中华文明未来发展指引了方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下面，我们来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如何证明？二十四史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它以纪传体的形式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明末四千多年的历史事迹，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方面。我们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史书了解历史，但在古代，老百姓几乎接触不到史书，怎么知道历史？靠的就是《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启蒙教材，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浅显易懂、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甚至有“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一说。那么，我们来看《三字经》是怎么讲历史的。“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清世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由康雍，历乾嘉。民安富，治绩夸。道咸间，变乱起。始英法，扰都鄙。同光后，宣统弱。传九帝，满清殁。革命兴，废帝制。立宪法，建民国。”这里有个大漏洞：《三字经》是的作者是王应麟，但他一个宋朝人，如何得知清朝的事情？据了解，王应麟在编书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只是起了个头，之后历朝历代的学者不断补充。这说明什么？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通过二十四史，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并将此编入《三字经》，向老百姓普及有关知识。此外，《三字经》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的描述，用的是较为客观的叙事逻辑，展现了中国历史的传承有序。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是强调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自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数次大分裂后都实现了统一的，世界上仅中国一家。这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原因，可以说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东以南农耕地区发展得越好，中华文明的底子就越厚。我们经常讲，野蛮人打文明人，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最后都会被先进文明所征服。其实大多数情况却是，野蛮人打文明人，最后打没了文明人，消灭了先进文明。那么，中华文明何以延续至今？一方面，农耕地区的经济繁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体量大、发展时间长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华文明即使经历再多颠簸，也不会倾覆。

　　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创新是中华文明的底色。我们从“经”“史”的角度看，“经”，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魂，“史”是路径。我们先看，“经”是怎么讲创新的。《礼记·大学》中记载了“汤之盘铭”，即商汤时期的盘上铭文，其文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盘是什么洗手、洗脸、洗澡的用具。古人把这句非常著名的箴言刻在盘上干什么？就是提醒自己，自强不息，创新不已。说到创新，我们今天还经常用到一个成语，叫“革故鼎新”。最早见于《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思是除去旧的，建立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五经”中的《周易》呈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我们再看，“史”是怎么讲创新的。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探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通晓古往今来的社会演变进程，以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论学说。其中，“通古今之变”强调的是史学家要看到历史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史”讲的是历史的变化，而引起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新。

　　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来看。西周实行的分封制，简单地讲，是一种任人唯亲的制度。天子依据关系远近进行分封，先宗亲，再功臣等，并给予绝对的自主权，使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享有非常大的权力。但如此一来，皇权就被削弱。之后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从任人唯亲逐步发展到任人唯贤。自西周到魏晋南北朝，任人唯亲的特点较为突出，但自隋朝科举制出现之后，任人唯贤的特点更为明显。在这一过程中，皇帝选拔人才，从考虑亲疏远近逐步发展到考察品行才能，而这也反映出皇权的不断加强。

　　我们来看两首诗。一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左思的《咏史·郁郁涧底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主要是九品中正制。这项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推荐权赋予了乡邑的中正，根据乡里的评价来推举人才。在这个背景下，家里的财富、地位通常决定了官位品级的大小，而这就导致平民有可能永远得不到做官的机会。因此，左思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意思是：长在山头上的小苗以一村粗的茎，遮住了长在山涧底部的百尺高的松树：贵族世家的子弟能登上高位获得权势，有才能的人却埋没在低级职位中。另一首是《神童诗》，原文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科举制出现之后，只要家里花得起二两银子，就能让孩子去读书，因为只消二两银子就能买齐所有读书用品。若是孩子书读得好，还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体现出科举制出现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对古代社会来讲，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对中央集权来讲，皇权进一步加强；对普通百姓来讲，有了做官的机会。

　　从中华文化的发展来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主要讲的是伦理道德。第二个阶段，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儒学，主要以儒家为基础，杂糅了谶纬、阴阳五行以及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具有政治化、宗教化特点。第三个阶段，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性理儒学，其有两种观点：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人物的心学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第四个阶段，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新儒学，代表作有《大同书》，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我们看，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儒家文化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相结合，形成新的儒学体系。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创新性的用意是什么？就是强调中华文明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明。那么，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同天上群星璀璨，这大约持续了2500年至3000年或更长。从东方看，燕辽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往西是中原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然后是甘青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往南是巴蜀区的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往东是两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然后是江浙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往北是海岱区的大汶口文化。纵观中华文明早期的演进，可以看出中华大地各区域的文明异彩纷呈。其中，黄河中游地区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文明因素，最终融合了其他区域的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各区域文明不断碰撞，推动了文化创新与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此外，古代中国在与世界各国交流交往中，保持着一种半封闭状态。这使得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相互碰撞，并吸收借鉴外来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也是创新、融合的过程。

　　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我们在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统一时，至少要强调两次统一，一次是秦统一，另一次是元统一。秦统一的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东以南的这片区域，也就是农耕地区。那元统一的是什么？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当然，元的统一并不稳固，不到百年就消亡了。但是，亡国没有亡天下，在明朝之后清朝又接起了统一的旗帜。我们知道，清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调。元朝和清朝的统一都是少数民族主导下的统一，这体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实现了长城内外的大统一，也就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统一。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国历史走向的主流，是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

　　那么，统一是谁的统一？十二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北方的金和南方的南宋两个政权。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还我河山的热望，至死都萦绕在岳飞的心底。但就在岳飞死后不到二十年，金朝皇帝完颜亮大举南征，试图统一中国。当时，他还写下了一首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意味着这位出身女真族的皇帝，也把统一中国作为自己的最高梦想。表面上看，这一词一诗情调各异，岳飞和完颜亮也互为仇雠，但这两个人又都心存一个共识，中国不该分开，南北必须统一。东南西北不同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都不能阻挡人们逐渐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

　　我们再看一首词，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山一程》：“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1682年康熙皇帝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以侍卫的身份随行。出山海关，风雪凄迷，纳兰性德思念京师、思念家人，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长相思·山一程》。意思是，跋山涉水走过一程又一程，将士们马不停蹄地向着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了，千万个帐篷里都点起了灯。帐篷外风声不断，雪花不住，嘈杂的声音打碎了思乡的梦，在那远隔千里的家乡，没有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看到，他把北京称为故园，也就是故乡。但有趣的是，纳兰性德出身于满洲叶赫那拉氏，他的故乡本来就在榆关（山海关）以外，而这个时候，距离满洲民族大举入关，也只不过才过去了不到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诗人习惯北京，习惯中原，甚至“反认他乡是故乡”。事实上，纳兰性德的这一认知并没有错，因为无论从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走来，我们都有着同一个故乡——中国，这是统一最深沉的心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就是强调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我们要攻克的阻碍就是解决台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那么，怎么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第一，书同文、车同轨。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大一统政权。一般情况下，“三同”指的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而这里只有书同文、车同轨，因为《礼记·中庸》就写到这儿。但实际上，要说为推动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还是这“三同”。其中，书同文，就是统一文字，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车同轨，就是统一车轮间的距离，促进了各地道路交通的发展；行同伦，就是统一风俗习惯，促进各地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奠定了“三同”的坚实基础，中国的统一才有了最坚实的内核。第二，层层打破分裂壁垒。这一方面与交通的发展有关。比如，大运河的修建，促进了南方与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与行政区划有关。从陕西省的地形上看，北边是黄土高原，中间是关中平原、秦岭山地。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地理结构和自然环境，按理说应以此为界划分出两个省，治理起来会更加容易。但实际上，这样的行政区划恰恰打破了地区间的地理壁垒，使各省以犬牙交错状分布，不能依靠地形地势形成独立王国。这是有利于维护统一的历史经验。

　　怎么看各少数民族对统一的价值追求？赵汀阳先生在《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书中指出：众多相关者抵抗不住旋涡的利益诱惑而前仆后继地“主动”加入游戏成为中国之主的竞争者，也有许多相关者连带被动地卷入到游戏中，博弈旋涡的规模逐步扩大，向心力的力度也随之增强，终于稳定而形成了一个由中国旋涡所定义的广域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漩涡是一个核心，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让处于漩涡边缘的少数民族主动加入其中，逐鹿中原，并带动更多的少数民族卷入其中，使得漩涡的规模逐步扩大，最终趋于稳定并形成我们心中的这个中国。

　　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包容性，简单地讲，就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可以纳入中华文明序列之中。我们从东西南北来举几个例子。先看东西。

　　这是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鸮尊。这一文物体现了商朝的民族属性。商人原出于东夷，是东方夷人的一支。东夷人以鸟作为图腾崇拜，商人也把鸟图腾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意味着他们是一个东方民族，一脉相承。包括满族，也是一个崇拜鸟的东方民族。

　　这是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的虎纹双耳侈口罐。这个墓是世袭贵族召氏家族太保燕仲一支在东周王畿内的采邑公共墓地。我们通常认为，周与“西戎”是相互对抗的关系。《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所处的背景也是周人和“西戎”猃狁之间的战争，但实际上，周人的先民却来自“西戎”。就虎纹双耳侈口罐而言，周文化中含有西北地区的文化因子。从器形上看，这样的铜罐在中原找不到源头，却与甘青区出土的铜罐有相同的侈口特征。从纹饰上看，虎纹来自北方。这提示我们，周与“西戎”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是一个东方民族，但本质上可能是一个西方民族，而生长于二里头文化的夏是一个典型的中原民族，再加上刚才提到的商是一个东方民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奠定中华民族基础的夏商周三代。由此可见，夏商周文化吸收借鉴了来自古代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的文化，形成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内核。

　　再看南北，我们从两首诗中感悟古代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融合。一首是反映北方民族苍劲风骨的翻译诗《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元546年，东魏在玉璧之战中败北。在阴郁的气氛中，出身高车族的大将斛律金唱起了这首《敕勒歌》，雄浑苍凉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大家都是敕勒川的儿女，怎么能甘心客死他乡呢？就这样，军心再一次被鼓舞起来，这支军队得救了。这首诗歌太有感染力了，那么当时斛律金唱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认为是高车语，有人认为是鲜卑语，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汉语。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彩绝伦的《敕勒歌》。它感染了后世的中国人，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可以说，这是古代北方文化有力地融入中华文化之中的经典之作。

　　另一首是反映南方百越人民似水柔情的翻译诗《越人歌》。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子皙受封为鄂君。当时，鄂地还是越人的天下。一天夜晚，子皙泛舟中流，为他撑船的越人即兴唱起：“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意思是，今晚是怎样的晚上啊河中漫游，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与王子同舟；深蒙错爱啊不以我鄙陋为耻，心绪纷乱不止啊能结识王子；山上有树木啊树木有枝丫。“山有木”中的“木”，可以理解为仰慕的慕，又以“枝”谐音比喻“知”。“心悦君兮君不知”，我心中喜欢你，你却不知道。这首诗歌当时是用越语唱出的，子皙听到的已经是楚语的翻译，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则是经过了更复杂的翻译和加工。当年的越语和楚语早已不再使用，但这首沟通了楚越之心的诗篇却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经典之作，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下面，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包容性。唐朝之所以音乐文化如此兴盛，出现了《霓裳羽衣曲》《琵琶行》等经典之作，就是因为其创新性融合了周边民族的音乐素材。不仅如此，就连琵琶这一传统乐器也是源自西域。

　　什么是包容？从文化角度看，单单引进还不是包容，只有真正融合才是包容。因此，东西南北的文化进入中国，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彰显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坚持改革开放的角度看，中华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这决定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华文明为什么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一方面，中国主流文化，比如儒家文化，是一个世俗文化，简单地讲，不是一神教。《论语》开篇就提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这也注定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中华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了丰富的和平理念。比如，“协和万邦”。它出自《尚书•虞书•尧典》，原文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段内容有个背景，就是分封制。其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讲的是尧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能够弘扬“大德”，让九族和睦。这里，“九族”是指家族、亲族，就是他的统治基础。“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讲的是九族和睦之后又协调百姓，也就是协调各个亲族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和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讲的是社会和睦之后再协调各邦国诸侯，也就是各个邦国的利益，让各个邦国都能够和谐合作。这是一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思想体系。

　　现在来看，“协和万邦”的原义较为狭隘，是指分封制背景下协调各个邦国利益，而今天引申出的意义更为深刻，是指全球化背景下协调不同国家之间关系。为什么讲“协和”？当时的统治制度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之上，亲族关系非常重要，彼此之间以和为贵。那“和”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墨子》中讲的“兼相爱，交相利”，意思是人们彼此间相亲相爱，使大家都能得到好处，才能实现和平。这里，人们不仅包括亲人，更包括没有血缘、不分等级的每个人。而且，《论语》还提出了“远人”，原文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意思是如果远方的人不归服，就用文治教化让他们过来，然后安心地住下去。我们看，从分封制的亲族到“兼相爱”中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再到“远人”中远方的人，和平的基础不断扩大。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不讲武力征服，而是强调文明吸引，“则修文德以来之”。

　　中华民族自古就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唐朝的边塞诗中表现出两个价值取向，一个是用武力保卫祖国，比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另一个是“反战！反战！反战！”比如，杜甫《兵车行》的前三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大意是，车马出发了，士兵把弓箭佩戴在腰间也出发了。爸爸妈妈、妻子儿女都来相送，他们踏起的尘土遮天蔽日，以致看不见咸阳桥。相送的人们拦在路上，拽着士兵的衣服，跺着脚地哭。他们的哭声直上天空响彻云霄。战争中不只有世人面前的胜利，更有背后“牵衣顿足拦道哭”我们从唐朝的边塞诗中看到，只有伟大的英雄主义和伟大的人道主义，才能成就和平。陈陶的《陇西行(其二)》也是如此，“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我认为，这是在向世界宣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绝不会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体现出农耕文化的本色和礼乐文化的底色。农民从不好打仗，因为打仗种不了庄稼。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而爱好和平的民族才是有未来的民族。

　　最后一句话，祥云五色焕华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化传承发展的意义，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二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的中国智慧。我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未来，也有利于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