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安乐死第一人”王明成的遗骸在西安火化，安乐死这个沉重的话题再次回到人们面前。尽管关于它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太长的时间，但是对于什么才是合法的安乐死，何以众多医学专家在呼唤着安乐死的立法，怎样让中国绝症患者有尊严地死去等等问题，人们仍在寻找答案。

　　被采访人：崔以泰，天津医科大学教授。1988年崔以泰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任主任；1990年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1993年主持建立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被誉为“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其自著和主编的著作包括：《临终关怀学》、《国人对死亡和濒死的态度》等。

　　新浪观察：安乐死这个话题目前又受到了社会的再次关注。那么安乐死到底是不是像普通人想像的那样，我病的太重不想活了，医生给病人打上一针这么简单呢？什么是合法的安乐死？

　　崔以泰：安乐死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轻而易举就能做的，它有非常严格的条件。

　　根据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查看的法律原文，首先，实施安乐死必须要有适应症，就是适合安乐死的病症，这个选择的十分严格的。西安那几十位提出要做安乐死的病人，他们得的是尿毒症。得了重度尿毒症，肾功能衰竭，血液里的毒素排不出去，生命十分痛苦，但是并不是不能治。尿毒症是可以治的，通过做血液透析来帮助病人排除毒素，就可以使病人维持很长时间的生命。如果找到了合适的肾脏，就可以做肾脏移植。所以别看他们提出来要安乐死，但他们并不是因为痛苦无法解除，而是因为做血液透析要花很多钱，他们经济上承担不了，所以想死。但是即使是癌症，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安乐死。那么什么样的病症才可以安乐死呢？比如癌症晚期，病是无法治愈的，痛苦是无法解除、无法忍受的，这样的才算是适应症。

　　适应症仅仅是第一个条件。安乐死必须经过主管医生的同意。咱们有些刊物上登的是“主治医生”，那是不对的。不是实习医生、主治医生、主管医生、副主管医生这些职称的概念，而是负责这个病人的、主管这个病人治疗的医生，他来判断这个病人适不适合安乐死。而且不能他一个人决定，还得找另外一个医院的专家医生，跟他完全没关系的一个医生，可以“冷眼旁观”的一个医生来跟他一起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大夫的诊断也不见得100%准确，所以平时我们有“会诊”。这两个医生判断认为合适，就要提出报告，这个报告必须经过一个由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伦理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共同的审核才可以执行。

　　第三个条件是病人自己必须是完全自愿，要有病人签字的书面请求，要证明病人是头脑清楚、心理正常的，而且还必须家属同意、签字。

　　但是，即使以上的这些都符合，如果没有立法的承认也还是不行的，所以安乐死需要国家正式立法。如果不符合以上的这些条件，就随便执行了安乐死，那么就等于故意杀人罪。在我国实施安乐死需要全国人大立法通过，正式颁布执行。

　　新浪观察：长期以来，安乐死在中国乃至世界都饱受争论，要正式立法，阻力是什么？

　　崔以泰：目前看来，安乐死要在中国立法还距离遥远。因为中国人观念太保守，总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总比死了强”。外国主要是受到宗教的限制，宗教认为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任何行为甚至是法律，都不能随便终止生命。

　　经过了许多年的争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至少有三个国家将安乐死立法。一个是荷兰，他们在2002年4月1日通过了《安乐死法》。美国是只有一个州——俄勒冈通过了立法，他们叫做《尊严死亡法》，就是尊重病人的意愿，让病人能够舒适、安详、无痛苦的死去，是有尊严的死。还有就是比利时，2002年10月通过了立法。现在我国立法对安乐死太缺乏重视，几乎可以说是漠视，在人大提出的建议根本不能上升到可以考虑的位置。

　　新浪观察：你认为这三个国家又是如何突破了宗教的阻碍呢？

　　崔以泰：因为这些国家能够尊重事实。我们见到过的病人，到了“恶液质”的地步，就是瘦得皮包骨头，原来是110斤，现在只剩下40斤了，一个人轻而易举的就能把他抓起来，这个病人是已经消耗到极点了，他的两个肺全是癌症，既无法呼吸又痛不欲生，你根本没法解除他的痛苦。病人要求安乐死，你就是再有什么宗教信仰，当你看到他的情况，也不会反对的，没有人会反对的。

　　新浪观察：前几天，著名的“中国安乐死第一人”王明成尸体火化，很多人都同情他，您呢？

　　崔以泰：王明成和他的母亲都是安乐死的适应症。因为没有立法，在他母亲安乐死后，王明成和那个医生被关了6年，后来是“合理”战胜了“合法”，虽然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它是合理的，是在全社会人民的支持下战胜的。但是到了王明成自己癌症晚期提出安乐死时，医生没有给他做。为什么不给做？就是因为没有立法，做了就等于犯故意杀人罪，谁敢做呢？所以王明成只能痛苦的死去。我们的观念大大滞后于世界的先进思潮，我们应该赶上。

　　新浪观察：根据您的描述，癌症晚期患者有可能存活一段时间，不都在短时间死去，是这样吗？

　　崔以泰：如果营养维持的好，各方面都注意的好，病人有可能能活10天、1个月、2个月、3个月，都有可能，但是没有必要让病人忍受这么大的痛苦才死去，生命质量极低。任何人经历那种状况都会同意他安乐死。其实安乐死决不是对每一个病人，只是对其中的极少一部分，荷兰实行这一年多，最多40000人实施了安乐死。

　　新浪观察：安乐死跟自杀有什么不一样？

　　崔以泰：其实安乐死就等于在特殊的情况下——在法律认可、医生协助的情况下病人进行的自杀行为，算是自杀的一种。它跟其他的自杀不同的是，其他的自杀是没有法律认可，没有医生协助。

　　因为忍受不了疼痛而自杀的人太多了，老早就有。但是无论跳楼也好，上吊也好，抹脖子也好都是很痛苦的，比起安乐死，哪个舒服？再说自杀对社会对家庭的影响都不好，一个家庭要是出了一个自杀的，家庭成员都会有阴影。

　　新浪观察：这么说安乐死确实是“舒适”的死去了？

　　崔以泰：动手术麻醉的时候，我们用安氟醚和异氟醚，用面罩吸入，吸着吸着病人就睡着了。手术过后，问病人疼不疼，病人说睡了一觉。安乐死就是像这样当病人麻醉了睡过去以后，再把剂量加大，病人就永远不会醒过来了，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

　　新浪观察：您也提到陕西那些尿毒症患者，他们是因为经济问题想安乐死，还有农村地区没有医保人群，他们许多也是因为不想连累家人想安乐死，而并不是真的病痛难忍。他们的这些困境该如何解决？

　　崔以泰：病人的这种处境要想根本解决只能是尽快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医疗保障的问题，想一下子去解决很困难，社会救助可以去救一个人、两个人，但是不能解救每一个人。

　　新浪观察：香港曾经有女婴先天患有“摇晃综合症”，在家人、医院和警方的商议和同意下，给她取掉了氧气喉管，让她自然死去。您觉得她应该被安乐死吗？

　　崔以泰：这个婴儿实际上就是脑瘫，如果有《安乐死法》，是完全应该安乐死的。这个婴儿长大了就是白痴，生活也不能自理，也不能创造任何的价值。我接触到的有些医生，自己生了脑瘫的孩子，他们可能一般会自己给孩子做安乐死，当然这也是我猜测，因为他们的孩子将会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的负担，而且自己活着没有任何质量，没有必要延续她的生命。

　　新浪观察：现在的癌症患者可以很容易的开到像“杜冷丁”这样的药物吗？

　　崔以泰：根据现在的规定，只要是癌症的，可以去办一个“麻卡”，凭借这个麻卡，到任何医院都可以开止痛的药物，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困难。

　　新浪观察：既然安乐死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关注临终关怀这样更切近、更现实的问题？

　　崔以泰：临终关怀就是让绝症病人在人生的最后旅程能够活得舒适无痛苦、安详有尊严。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人，疼痛无法解除才要求安乐死。临终关怀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财力支持上还差得太远了。近年，李嘉诚出资向接受临终关怀的贫困病人免费提供止疼药，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00人接受了这项帮助。

　　新浪观察：感谢您接受新浪观察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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