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1年

　　1月4日 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阐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他说：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中的有些观点如果不加以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我们历来不回避穷和弱，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1月12日 在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一行时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问题很多，所以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现在，大公无私、舍己为公、艰苦奋斗等道德观念都遭到了破坏。要恢复是一代人的问题。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动不动就打、砸、抢，年轻的娃娃甚至动刀子。不讲礼貌了，也不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但不是说所有一代人都如此，不过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娃娃中有这个问题。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

　　1月16日 在会见日本众议院副议长冈田春夫和夫人一行时指出：调整国民经济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调整当前的国民经济，财政继续出现赤字，物价势必上涨。调整国民经济，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是一时的后退，实际上是前进。经过调整，我们就可以在经济发展上迈出更加稳定的、扎实的前进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整经济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1月26日 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国外对中国领导人变动、审判“四人帮”等问题的种种议论，他说：世界上有好多议论都是一种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猜测。大家知道，我们的总理更迭了才半年。我原来是副总理，还有几位副总理，我们的年龄比较大，因此不当副总理了。这是好事情，表明中国这种人事变动在向健康方向发展。今后还可能有个别的更动。这些更动更有利于中国的安定团结，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更有利于实行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些个人专断的现象可以得到更好的纠正，因此也更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更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是在四十年代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定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我们要写个文件 注【指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肯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通过这次审判“四人帮”和这个文件的公布，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要把过去讲清楚。即使有人不赞成，也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把这个问题了结了。

　　2月14日 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这本文集，收集了邓小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九年的部分讲话，内容涉及政治、科学、教育、文艺等几个方面。《序言》中说：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讲话，即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士所瞩目。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讲话都属于这一时期。我想，这本小小的文集可能为各国对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感到兴趣的人，从某些侧面提供一些材料。这就是我同意出版这本文集的原因。《序言》中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序言》指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使得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今天再就本文集中的同样的题目讲话，我也许会讲得更加完备一些。但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我同意照讲话当时的样子全文编入文集，不做任何改动。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3月18日 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指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在谈到宪法修改问题时，他说：还是要恢复国家主席。我们是个大国，这样对国家有利。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五部分。

　　3月24日 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指出：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看起来是见效的。比如说农村政策。“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在农村政策这个问题上有很好的思想，他提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相结合。但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思想，采取了一些超越我们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因此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上，我们叫解放思想，就是每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考虑问题，要因地制宜，加强责任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实行新政策很见效。我们提出这些农村政策，很自然在人民和干部中间提出了一个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谬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甚至污辱。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难道穷就是社会主义吗？农民收入增加是不是资本主义？靠自己的劳动成果增加了收入，这是什么资本主义？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不发达，没有购买力，那样，哪会有国内市场？我们看到，现在的政策正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这就教育了我们那些原来不理解新政策的干部和群众，使他们开始懂得了这些道理。当然，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问题了，问题还是有的。但是，大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

　　3月26日 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六部分。

　　3月27日 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他说：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根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当然，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他还指出：最近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大讲精神文明。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 注【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九八三年一月，又根据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提法，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口号很好。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4月7日 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的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他还说：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还要充分肯定，对毛泽东同志，还要维持原来正确的评价。不这样，就是给党、给社会主义制度、给国家抹黑，就会使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中国人才在世界上站起来了，除台湾外，其他地区才真正实现了统一。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七部分。

　　4月14日 会见由会长古井喜实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指出：我国的情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好起来了，把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确立起来了，正在坚定不移地奔向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讲四个现代化，开始时候提出的是一个雄心壮志。但我们一摸索，才感到还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九七九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特别是前一个时期，我们的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大的项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没有放弃，只是我们吸取和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加量力而行了。想快，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欲速则不达，这是中国的古话。步子稳妥一些，也许速度更快一些。

　　4月18日 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会谈。指出：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5月1日 在会见联邦德国前总统谢尔一行时说：中国每年都有新的待业人员产生，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人。除原来没有就业的以外，每年有新的就业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青年人下放到农村，这条路越走越窄。城市要开辟多种途径解决就业问题，开辟一些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来安排，是见效的。要扩大和改造服务行业，这样每年可以安排七八百万人。

　　5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八部分。

　　5月23日 会见前来北京同中国有关人士会晤的由北美主席洛克菲勒、日方委员长渡边武、欧洲主席贝图安等三十五人组成的三边委员会成员。在谈到中国提倡精神文明时说：我们在充分注意满足人民需要，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注意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心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6月12日 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他说：我们建国以后，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大约是百分之九十。人口多也是个负担。现在中国有近十亿人口，娃娃们长大了要就业，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世界上都在谈就业问题，我们这里就更复杂。人口多的大国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困难也很多。我们把计划生育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试图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人口年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至六。我们有些地方的经验证明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其实，即使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只是争取在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十二亿。我们必须定这个目标，否则，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可是我们知识不够，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水平比较低。现在我们有较好的国际条件，我们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我们自己努力学习，不仅向外国学，也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毛泽东主席过去讲过，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本身当然不好，给我们带来损失；另一方面，从错误中可以得到教育，改正错误，变聪明了，了解得更多了。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其次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过去在一些不适合种粮食而适宜种棉花的土地上硬种粮食。现在改种棉花，收入一下子就增加了两三倍。这是新的政策，总结了过去二三十年经验而制定的，很见成效。有些过去很困难的地方，一二年内翻了身，过去依靠国家贷款，吃返销粮，现在已经能自给。

　　6月16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黑格及其一行。他说：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如果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又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我们贸易关系有发展，中美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调了行动。但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发展。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美国仍采取敌对国的态度来处理同中国的贸易、商业、技术转让等问题。当然，摆在我们面前最敏感的问题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现在台湾海峡形势很平静，有什么必要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样的问题涉及到中国最大的政策之一，就是要统一祖国，使台湾回归祖国。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但不要停止在现阶段的水平上，而且要发展，这对全球战略有益。但现在这样的意愿还不是很稳定，还经常有那么一些事情或因素来干扰这种意愿。我们希望干扰的事情尽量减少，没有更好，至少应该尽量减少。我讲这个是因为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阴影，干扰我们的战略意图，干扰我们的战略目标。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回避，不能不想到，假使这个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

　　6月22日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上讲话。在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这次我们不提路线斗争，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个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他说：为什么这次我们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决议中华国锋同志的名字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他的工作。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九部分。

　　6月27日—29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全会还进行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说：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人事问题。全会对这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的决策，作出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7月1日 在王震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信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代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八月，邓小平在新疆视察期间，到石河子垦区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十月，在同王恩茂的谈话时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7月2日 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为什么六中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做要有个目标，要具体化。我希望老干部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7月3日 会见由董事长哈默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代表团，就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同中国的合作进行了谈话。会见后，邓小平随即到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中外经济合作问题。他说：今天我为什么急着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外经济合作的问题上如果搞官僚主义(不只是搞官僚主义)，始终徘徊，对我们很不利。在国际合作领域里面，我们当然要量力而行，但是，凡是能够办到的，即使有少量困难，我们能够克服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上？对我们自己来说，当然要警惕，外国资本家总是资本家，钱他们肯定要赚。但是，他赚，我们也赚，而我们得的益处总比他得的更多。他指出：我们不在调整时期勉强增加速度，还是把比例失调的状况改变过来，中心的任务是调整结构，特别是把工业结构调整好。但是，一定要在今年、明年、后年，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到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大项目我们不要上得太多，但是一千五百万吨的煤矿是大项目，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地上。不搞这样的基本建设，将来速度上不去。我们这个时候，脑子里面都是考虑中小项目，考虑改造现在的企业为主体。是不是还是要两条腿走路？总之，对这方面应该考虑得远一点，步子要积极一点。

　　7月17日 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谈了意见。他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绝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谈话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严肃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他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7月18日 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指出：我们为什么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党内，人民内，接触中国的历史，一个“文化大革命”，一个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问题不能回避。毛主席的问题，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在毛主席的影响下进行革命，主要是进行民族革命，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总结经验，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不这样的话，思想统一不起来，认识统一不起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他说：搞四化建设，不是不要国家政治生活上的民主，但是极端民主化不可能引导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极端民主化是破坏民主。我们讲四个坚持，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底子这样薄，怎样取得革命胜利，怎样把国家建设好，离开了党的领导毫无出路。中国近代历史什么时候真正统一过？一百多年来，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除台湾外，国家真正统一了。

　　8月10日—20日 视察新疆。十六日，在同自治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处理谁。他说，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很高的领导位置上来。

　　8月25日 在会见马里共和国总统特拉奥雷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政治形势开始了真正的转变。这次会议确定了现行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确定了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总的说，现在是六十年代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最稳定的时期，只要把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我们的事业就一定有希望。

　　8月26日 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两岸实现“三通”没有先决条件。“三通”就是说先来往，增加彼此了解，增加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是促进谈判的一种方式。所有国际朋友如果是真心要促进中国统一的，我们欢迎，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祖国的统一富强，国家的希望，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什么谈判啊、“三通”啊，都谈不上。

　　9月9日 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在谈到修改宪法问题时说：我们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已经确立下来，而且已经见效了。两年多的时间证明，这套路线、方针、政策合乎中国的国情，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可以反映到宪法中去。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宪法中要肯定这一点。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特别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过去没有反映到宪法里，这次要反映进去。“四人帮”搞的不是民主，实际上是提倡无政府主义，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所以，什么叫民主，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要弄清楚。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若是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还有什么社会秩序、社会安定和社会团结？所以，没有法制不行。我们历史上的缺点就是法太少。还有精神文明，就是社会风尚，人民的理想、道德，精神面貌，包括讲礼貌在内。这些很重要。“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年轻一代人的思想混乱，其中一点就是盲目崇拜西方。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人民有理想、有奔头，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文明，我们在延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过得非常愉快，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们把它叫作“延安精神”。六十年代初，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下放了职工两千多万，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我们物资非常贫乏，商品严重短缺，但人民精神面貌很好。三年调整是非常困难的，但很顺利地完成了，而且把欠苏联的债也还清了。回想历史，感到精神文明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搞四化，情况会逐步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实现四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在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中，还不能浪费，不能把经济发展的成果通通分掉，那样再生产、再发展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要教育人民，生活只能逐步改善。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只追求物质享受，以后的发展就没有希望。这也属于精神文明范围的问题。关于经济改革，我们现行的政策就是解放思想，从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中国农村实行这个政策以后，普遍好起来了。他还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们已经感到“一大二公”的目标并不是很快能实现的，那时毛主席还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提出要搞三级所有制，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以生产队为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问题，这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现在的中心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概括起来就是建立责任制，在建立责任制的基础上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农村的经验今年要推广到工厂，现在凡是那样搞的，都见效。这就关系到农村和工矿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

　　9月19日 观看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合成军军事演习。在检阅演习部队时发表讲话，强调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0月2日 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约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统一大业的事情。叶剑英委员长最近阐述的九条 注【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九条建议和主张。】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这九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也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赞成。

　　10月28日 会见由会长茅诚司率领的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裂的责任，我们不去算老账了，实际上两次破裂的责任都在国民党方面。他们又讲，两次他们都吃亏，这不对。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和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11月2日 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干预、插手了中国的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美国国务卿黑格六月来访时，我同他说，我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中美关系可能停滞或者后退这样一个问题。导致停滞或者后退，那不是中国干的事。我们的话说得很明白。至于台湾问题，我相信美国，还有日本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可以做好多事情，来推动谈判。就美国来说，促进这个谈判，至少是推动接触，实际上就是维护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而出卖武器、装备台湾，是出于什么意图呢？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这对全球战略格局是一种破坏，至少是一个损伤。

　　11月11日 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书记丘拉菲奇。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和过去长期的“左”的指导思想反映在各个方面，还需要纠正。这需要很多时间。我们很高兴的是，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见效了，特别是在农村，农业情况不错。工业方面问题还多。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它反映在我们上层建筑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耽误事情。这些弊端有它的历史原因，因此要纠正可不是简单的事。现在正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用简单的改良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行，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很难顺利发展。我们正准备着手采取比较有效的办法，甚至以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干部对这个问题有共同的认识，这是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我们国内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青年人的教育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问题，“左”的错误还没有完全肃清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改革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把上层建筑的问题解决好，以后的步子会走得比较顺利。

　　11月13日 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雅奈科维奇。指出：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特别是在党的作风、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代，从哲学到政治、经济以及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有很大的创造性。但是，很遗憾，他晚年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本身也违背了他过去的思想。现在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强调的是集体领导。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在里面起了我自己应该起的作用。许多具体政策、具体问题，有的是这个同志提出的，有的是那个同志提出的，并不都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可以这样说，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是集体决定的。我们也有一条经验，个人干预问题过多并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也与此有关。他还说：一九七四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主持起草的，这是一个转折，即要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过去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始终没有贯彻下去，形成了历史上的曲折。现在我们说，除了国际风云发生激烈变化，例如发生战争之外，我们始终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至少要三四代人来干这件事。这个转折是我们一九七八年底的三中全会实现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转折，而是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

　　11月17日 会见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时说：我们冷静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我们不能主观地求快。一九七八年我们设想可以搞快一点，但我们想错了。因为中国底子薄，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紧接着总结了经验，提出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基础不能同西方比。日本大平首相一九七九年访问中国时向我提出，你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我想了一下，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超过一万二千亿美元，因为到那时我们人口至少有十二亿。现在我们经过摸索、计算和研究各种条件，包括国际合作的条件，争取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最低达到八百美元。中国底子薄，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个目标不能达到。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否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有希望的。这件事不容易。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文化大革命”前是很好的。那时我们是延安传统、延安精神。我们在延安时，什么都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棉花，穿衣服都发生困难，连盐、火柴都没有。就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自己拿锄头开荒，种粮食，结果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过得很好。那种精神现在中国仍然需要。

　　11月19日 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扬·丁卡时说：现在我们农村的情况最好。农业政策的见效主要是把权力下放，使生产队有自主权。这几年并没有增加机器，也没有增加投资，但政策对头，农民收入确实成倍增加。农业生产实行因地制宜，尊重科学，同样是一块土地，收入就会增加三倍甚至四倍。过去把吃大锅饭理解为社会主义，农民的眼睛就看着国家，困难了，靠国家补助。工业方面，根据农村的经验，我们也在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加强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特别是工业管理体制不好，人也太多。现在我们考虑照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要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也要考虑到长远发展的利益，为以后打下更好的基础。

　　11月23日 会见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国际事业部部长金永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我们国内总的情况是好的。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体制改革。现在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是发展而不是减少，解决问题困难重重。问题不仅是中央一级、省市一级，企业也有这个问题。企业改革首先是企业体制改革。一个企业本来一千人就可以了，可它有两三千人。现在我们准备把企业改革一下，该多少人就多少人，多的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安排学习，工资照拿。我们开始试验一些方式，这样做的都见效。这也要花时间，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大量的思想工作。不过，现在大家不管对自己有什么影响，赞成不赞成，对通病有共同的认识。但治这个病用什么药就复杂了，太急的药不行，太温和的药也不行。

　　12月12日 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科隆博。在谈到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时指出：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梵蒂冈解决了这个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冈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传、自办教会的政策，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必然要提出的政策。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在谈到国内情况时，他说：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要逐步增加人民收入，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也不赞成平均主义。这涉及吸收外资问题。我们欢迎外国来中国投资、设厂，这里面有剥削，但这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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