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徐州丰县建立“乡贤工作室”百名乡贤助力村民自治
乡贤们和乡镇干部聚在一起交流情况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然而，相处久了，家长里短，邻里之间也难免有磕磕碰碰。有了纠纷扯皮怎么办，村民希望有人来“主持公道”，这个人不一定是村干部，很多时候是村里的“大老支”。
“大老支”，徐州丰县、沛县一带对那些料理村中红白喜事主事人的一种称呼。能被称为“大老支”的人，多是村里威望高、口碑好的长者，熟谙村中事务，说话有分量，处事公正公平，为村民所信服。
有人对村里的“大老支”这样描述：“每当村里有红白喜事之日，便是他至尊无上之时。多少号人由他呼来唤去，他却忙而不乱，指挥若定，牛气哄哄的神态和那些电影导演相比，差别只是身上少了件满是口袋的马甲。逢到这种场合，官再大的干部，腰再粗的老板，都摆不起谱来。”
如何让“大老支”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徐州丰县梁寨镇下辖20个行政村，村村建立起了“乡贤工作室”，98个自然村，每个村至少有1名管事的“大老支”，目前全镇乡贤人数已达102名。
“乡贤”选拔，要经过自愿报名、村民评比、镇里审查等程序
由于没有报酬，因此“自愿才有热情”
这些“大老支”
有时说话比村干部还管用
基于“大老支”在村中的地位，遇事请“大老支”来说道说道，对徐州丰县梁寨镇的村民来说习惯成自然。
“这 些大老支，处理起事儿来，有时比村干部还‘管用’。”梁寨镇党委副书记李新勇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在调解一些纠纷的时候，由村干部出面来评理，反而会起反作 用，“一些看起来处理很公平的事，但当事的村民不一定满意，如果觉得自己吃亏了，他会认为村干部‘偏心’。”李新勇说，而“大老支”就不一样了，啥话都能 说，两边一劝和，化解矛盾比干部要轻松。
义和村的“大老支”耿继光几句话平息一场乱子的经历，一度被村民津津乐道。村里一老太太的葬礼 上，3个儿子为兑钱办丧事闹起了矛盾，老大和老三都说老太太生前偏心，不愿意兑钱。在大伙的苦劝之下，老大好不容易“动摇”了，谁知道老大媳妇又跑过来， “啪啪”扇了他两耳光，嫌他耳根子软。
“几个亲兄弟怒目相向，空气紧张得一点就着。”村里原老支部书记耿继法回忆说，当时“大老支”耿继光铁青着脸就过来了，“人没了，入土为安，别的不管什么事，过后再说。既然你们这么闹，那好，我们都不管了，看看最后谁丢人。”耿继光说完连声吆喝，让前来帮忙的人全都离开。
一番疾言厉色，不仅镇住了几个弟兄的剑拔弩张，而前来帮忙的村民的离开，还让他们颜面尽失。最后，那几个兄弟都服了软，不仅都兑了钱，还逐户上门，把帮忙的人重新请回来。
“大老支”问的事还很多，“哪家媳妇不孝顺了，邻居因为宅基地的事闹矛盾了，田地头的树该归谁”等诸如此类。“其实，乡邻之间能有啥大事，无怪乎一些鸡毛蒜皮的纠纷。”李新勇说，“虽然在外人看来可能是小事，但对当事村民来说‘那是天’，处理不好有可能引发大麻烦。”
很多时候，村民“争的就是一口气”，而问事的“大老支”就有让当事村民“消气”的能耐，两边都劝一劝，两边都压一压，这气消了，啥事就平息了，最后对立双方还能握手言和。
“乡贤”终身制
奉献、自愿是首要前提
在梁寨镇党委书记王磊看来，这些村里的“大老支”，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乡贤”。
“乡村有乡村的习俗，在法治的大框架下，合情合理也重要，而由‘大老支’来论情理，作用很大。”王磊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对村里的“大老支”个体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于是镇政府才有了将其统一组织起来的想法，并赋予“乡贤”的称号。
除了村里的“大老支”外，那些退休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离退休的教师、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等，也被纳入“乡贤”序列。王磊认为，这些成长于乡土、威望高、口碑好的“乡贤”，如果能在政府的领导下运作起来，“其力量不容忽视”。
“乡贤”之说古已有之。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就这样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至明朝逐渐兴开乡贤祠，进入者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意志，到清朝更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
很快，在镇政府的推动下，梁寨镇下辖的20个行政村，村村都建立了“乡贤工作室”，98个自然村，每个村至少筛选1名管事的“乡贤”。他们在各村支部的领导下，用自身散发出来的道德文化力量，教化乡民，维系乡情，温暖乡土。
“品德高、口碑好，群众信誉度高、自愿有热情、身体力行……”在“乡贤”的选拔上，要经过自愿报名、村民评比、镇里审查和考核等一系列程序，由于没有报酬，因此自愿、奉献是首要的前提，“自愿才有热情”。
现代快报走访“红楼村”“新腰里王村”等多个村庄发现，每个村的“乡贤工作室”都是标准化的设置，门口挂牌、值班制度、工作职责等一目了然，值班人员的名字按天排列有序。
“乡贤工作室”实行坐班制度，“自然村”的乡贤会统一到位于“行政村”的工作室坐班，风雨无阻，保证村民有事的时候，随时能找到人。
“乡贤工作室”的背后还有“乡贤工作室”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的职责是定期对各村“乡贤”开展业务培训，剖析典型的调处案例，学习调解矛盾的技巧和方法，当然，还会督促各“乡贤”加强必要的法律法规的学习。
“乡贤工作室”指导委员会有11名成员，平均年龄约70岁。74岁的刘元华担任会长，他曾在南通海安县当过派出所所长，退休后回到家乡梁寨。“在家呆着没啥意思，在这儿反而过得充实。”他说，“还能帮着政府给乡民做点事，感到很有意义。”
“我们要让‘乡贤’带着荣誉感、自豪感开展工作。”王磊说，每个“乡贤”都有固定的编号，且为终身制。“即使过世了，这个乡贤编号还是他的，不会有别人再使用这个号码。”
王磊表示，镇里还打算筹建一道“百义墙”，将乡贤名字刻于其上，以表彰他们为乡村所做的贡献。
家里、邻里矛盾少了
乡贤功不可没
在“乡贤”王瑞侠的办公桌上，值班日记记录了他调解过的每一件事：6月1日，李家兄弟因房屋损害问题发生矛盾，经调解达成共识；6月8日，村民园园说丈夫嗜酒，请乡贤规劝。除了调解纠纷，还有不少征求意见的，比如孩子上学、婚丧嫁娶等事宜。
举人庄村68岁的“乡贤”郭庆铎，为了劝和一对闹离婚的小夫妻，连续三天上门，对小两口及双方的父母展开“游说”，最后成功劝和，而且两人目前生活得很好。“咱也不缺吃不缺穿，既然老少爷们相信咱，我就愿意出这份力。”他告诉记者，每当说和一件事，他就能开心好几天。
值得一提的是，“乡贤”还在悄然改变着村里的一些不合理习俗。拿举人庄来说，以前谁家有个喜事，村里几乎每户都去个人帮忙，觉得“乡里乡亲的，不去不好”，即使在农忙的时候，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插不上手，而且还得准备大量饭菜。
在郭庆铎等人的推动下，举人庄的这个习俗渐渐改了，“谁家有事，我们会贴出一张告示，烧锅、烧菜、端盘、洗碗等人员各司其职，名单上没有的，就不用去了。”郭庆铎说，这些被确定去帮忙的人，有事需请假，如果不来的话就换人。
“矛盾刚有了苗头，就被‘乡贤’化解了。”王磊认为，“乡贤惠政，民间力量”，不仅是法治的大框架下的有益补充，更是“德治”的一种尝试，实践的结果证明效果很好。“目前，县里正有意在全县推广这个事。”
激活乡贤文化
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
据了解，建立“乡贤工作室让”，“乡贤”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在“有章可循”的规范下运作，这种做法不仅徐州地区是首例，也是目前公开资料中江苏省的唯一一例。
在国家的层面上，乡贤文化亦被重新提起。2014年9月，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说，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
“可以看作是基层社会自治、自理的一种探水尝试。”江苏省委党校刘长江教授说，这种做法，不仅是如何更好解决农村治理问题的一个积极探索，实践中还有效弥补了现有村民自治体制的不足。
刘长江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很丰富的历史经验，“乡贤”虽然和古乡绅身份不同，但却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乡民琐事、邻里纠纷，小矛盾多，有些时候，党支部、村委会出面不合适，“乡贤”就可以发挥作用。作者：李伟豪
来源：淮海网
责任编辑：赵雅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