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下午，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见了参加第二届“阿中巴塔”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高级领导人会议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瓦。李晓伟 摄8月26日下午，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见了参加第二届“阿中巴塔”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高级领导人会议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瓦。
李作成说，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双方正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不断加强全方位合作。“四国机制”体现了四国军队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中方将本着相互尊重、协商共进、增强合力、务实有效的原则，与各方一道，将“四国机制”做强做实，为本地区和平发展提供安全产品。
巴杰瓦说，巴方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深知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巴方感谢中国人民和军队对巴反恐给予的支持，巴方全力支持“四国机制”建设。
驻塔吉克斯坦大使岳斌、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戎贵卿会见时在座。
据长安街知事报道：
李作成上将履新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国防部网站显示，李作成上将履新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此前，李作成上将的职务是陆军司令员。
李作成，男，汉族，1953年10月出生，湖南安化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1970年12月入伍，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15年7月31日晋升上将军衔。
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边防某守备师师长、某应急机动作战师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41集团军副军长。
1979年，李作成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其所在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并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尖刀英雄连”，李作成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1998年04月任第41集团军军长。
2002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参谋长。
2008年0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2013年0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
2016年1月1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司令员。
2016年01月01日相关报道：
据“军报记者”微信公号2016年1月1日披露，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 2015年12月31日在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下午4时，成立大会开始，全场高唱国歌。仪仗礼兵护卫着鲜艳军旗，正步行进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将军旗郑重授予陆军司令员李作成、政治委员刘雷， 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政治委员王家胜，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高津、政治委员刘福连。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主要领导，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习近平敬礼，从习近平手中接过军旗。全场官兵向军旗敬礼。
上述消息显示，原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上将已出任陆军司令员，原任兰州军区政委刘雷中将已出任陆军政委。
公开简历显示，李作成，1953年出生，湖南安化人，1970年入伍，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所在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尖刀英雄连”，李作成本人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29岁的李作成入选为主席团成员。1994年6月，李作成奉命率部抗洪抢险，所在师被中央军委记集体二等功。1995 年初，李作成被评为全国“百佳公仆”。1998年8月，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已经任第41集团军军长的李作成冲在救灾前线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媒体镜头中。
2007年，李作成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09年晋升中将军衔。2013年，成都军区原司令员李世明年满65岁退役，副司令员李作成接任司令员。
与李作成搭档的刘雷出生于1957年，山东聊城人，16岁参军后曾在兰州军区第21集团军服役13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29岁时，刘雷转入兰州军区政治部任职。
1999年，刘雷由兰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转任新疆军区步兵某师政委，后改任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2007年初，刘雷任第21集团军担任政委。在此期间，刘雷连续当选解放军代表团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3年7月，刘雷任新疆军区政委，2013年11月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
2014年7月，时任新疆军区政治委员的刘雷与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彭勃、兰州军区参谋长何清成一同晋升为中将军衔。2014年12月，刘雷接替苗华出任兰州军区政委，跻身正大军区级将领之列。
刘雷担任新疆军区政委期间，多次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据《解放军报》报道，2013年10月15日晚，在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大 家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利器”，掏心见胆，揭短亮丑。不少人感慨：“这种真刀真枪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思想洗礼。”
《解放军报》的上述报道提到，军区政委刘雷在自我剖析时说：“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没有在脑海中牢固确立起来，坚定的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方法没有真正转化为认识论方法论，没有把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利益观作为为官从政的行为准则全面坚守。”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