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韩资厂非法搜身案”昨日继续开庭时，在经过受辱女工代表的一番陈述及原、被告律师激烈辩论后，原告律师周立太主动提出“愿和被告调解”。而被告律师拒绝当庭调解，称“要和厂方商量调解方案”，使得这一官司休庭。

　　昨日上午，受辱女工代表李合秀在庭上再次回忆了“受辱”一幕：“当时金处长将左手塞进我的胸罩，右手摸我的腰部，李洪先(男)看到后就把头扭开。另一个女管理员则用手拉开我的裤子和拉链，没查到东西后，她们要我把拉链拉上去，我在拉时不小心把围裙卡在链子里……我当时身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两包餐巾纸。”

　　在李合秀、吴雪等4名女工代表陈述完当时“搜身”的情况后，原、被告双方律师进行了激烈辩论。因为56名当事女工都是原告，而被告中的11名证人是“搜身”的参与者，使得双方在“搜身”的人数、时间及情节程度上相差甚远，因此双方律师的辩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侵权程度大小到底相信谁”及“3万元精神赔偿是否高了”上。

　　在第三轮辩论结束时，56名女工的代理律师周立太主动提出“愿意和被告调解”。两被告代理律师拒绝当庭调解，称“要和厂方商量调解方案”。女工们在调解书上签字时，有女工嘀咕道：“怎么忙了大半天，还是调解？”

　　记者问女工代表吴雪，为何开庭前始终拒绝厂方调解，而官司快到宣判时却又要调解，她出乎意料地不愿回答正题，只摇摇头显得甚是无奈地答非所问：“相信我的心情你最能了解……”而原告代理律师周立太则称，提出调解是因为诉讼上有这么一道程序。

　　据法庭审判长称，如果双方没有调解成功，将择日宣判此案。

　　双方辩论焦点之一侵权情节到底谁说了算

　　原告律师：搜身事实不容置疑

　　在7月30日发生的“搜身”事件中，当事人除了56名原告外，其他在场的人就是被告的11名参与搜身的证人。现在双方就搜身的时间、人数、情节的陈述都相差甚远，在没有第三者陈述证词的情况下，到底该听哪方的，只有留待法庭指证判决。

　　不过我认为，原告证人中有11位是搜身的参与者，他们的证词肯定会避重就轻。但56名女工中，受辱女工之一的李合秀清楚记得“搜身时被金处长扯完裤子后，我把裤子的拉链往上提，不小心围裙卡在拉链里”，这么细小的情节，女工都能说出，足以证明原告陈述的真实性。不管原、被告双方哪方的话最可靠可信，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最清楚：“搜身”确实存在。

　　被告律师：原告陈述夸大事实

　　大量的证人已证明对女工实施搜身时间只有10—15分钟，其它时间用在过磅原毛上。我们也经过了调查，每个人搜身所花的时间也就1分钟左右，顶多搜3次身也就3分钟，不可能几名管理人员搜完女工的身要用70分钟，可见原告的陈述有夸大事实的成分。而且吴雪等4个女工是车间最基层的管理人员，她们的工作不直接接触毛发，因此管理人员没有理由去搜这4个女工的身。这足以证明吴雪等4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要说明一点的是，吴雪在陈述自己被搜身时，同时也陈述了其他两名女工被搜身的情节。实际上吴雪是在误导和诱导那两名女工的陈述，故其证词不应该具有真实性。

　　双方辩论焦点之二3万元精神赔偿是否太高？

　　原告律师：侵权严重影响巨大

　　管理人员在搜女工身时，要她们将手举起，这意味着“投降”，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中精神赔偿的司法解释：(1)是否危害了当事人的精神利益：此次“搜身”事件中，56名女工被管理人员野蛮搜身，而且还有男性在场，女工们的人格受到侮辱；(2)精神赔偿要考虑对方支付能力：宝洋厂一再对媒体记者称是“纳税大户”，因此完全有支付能力；(3)要考虑社会影响：事件发生后，厂方突然要辞掉女工，女工们才去政府部门投诉，在投诉路上又被厂方管理人员拦住，且发出通告，要女工们在8月3日10时前离厂……所实施的这一系列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

　　被告律师：道歉已及时消除影响

　　事件发生后，厂方便发出通告道歉，以消除影响。我们承认侵权事实的发生有过错，但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及时，原告提出的3万元精神赔偿应减免。

　　我们认为，对于李小菊等20名女工，她们侵占厂方原材料的事实是明显和严重的，正是因为她们的过错行为导致被告采取过激措施而发生侵权纠纷，原告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院应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而对于柴水仙等原告的侵权，是因为被告在检查过程不可避免波及她们，但波及造成的侵权行为并不严重，也未造成严重后果，对此原告已致函公开赔礼道歉，原告诉请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无事实根据。(陈文定 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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