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沈峥嵘李星文实习记者杨燕怡报道本报昨天刊登出“急寻中国在日劳工知情者”的报道后，多名知情者打进热线电话，讲述自己或者亲友被强行掳到日本充当劳工的悲惨经历。从目前汇总的情况看，不断有我们掌握的名单之外的幸存者出现，已知在日劳工的人数正在不断扩大。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李宗远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尚无一份完整的名单能够涵盖全部在日劳工，也就不能完全掌握中国劳工二战期间在日本的全部情况，这给中国劳工向日方索赔造成不小的困难。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寻亲活动中来，提供更多的史实。

　　李宗远介绍说，前不久国内媒体曾广为报道4万人的在日劳工的名单，其原始依据是1964年6月由华侨与日本友人共同修订的《强制劳工名册》，这份名册依据1946年形成的《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而写，一直保存在“东京华侨总会”。上世纪80年代后期，民间战争遗留问题凸现，国内研究学者、专家相继拿到该名单，展开调查。

　　据介绍，原始资料《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的来历是这样的：日本战败后，害怕远东国际法庭就中国劳工事件起诉，就要求55家企业的135个就业场所就奴役中国劳工一事撰写报告书，呈送给外务省，外务省根据各企业呈送的报告书汇编成总册，但远东国际法庭并未就此起诉，日本外务省也没有呈送此报告，一直隐瞒，没有公布。

　　李宗远认为，日方公布的在日劳工人数不准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公布当年中国在日劳工为38935人，共分169批次，分布在55个企业的135个作业场所。这个统计只是针对1945年日本战败后还分布在日本各企业的中国劳工，那些在被抓过程、运输过程中死去的劳工并没有统计在册。还有一些企业比较狡猾，只统计了死去的劳工，而没有统计活着的劳工。有的企业报告的人数为0，明显是在掩盖历史真相。

　　此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曾找到一些不在这份名单上的幸存者。据调查，仅关押在石家庄集中营的劳工就在5万人以上，大部分都去了日本，所以日方统计的38935人的数字显得不可信。还发现日本曾强征中国劳工到朝鲜和南洋做苦力。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得志是幸存的在日劳工，他手上也有一份这样的名单。他说，被掳到日本七尾港口做苦力的中国劳工分两批到达，但这份名单只统计了他所在的第一批200人，第二批的199人则只字未提。这说明这份名单确实很不完整。

　　二战过去50多年了，幸存的在日劳工有的已经去世，活着的也已到风烛残年，可是我们对这段悲惨的历史，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这一方面使受害的劳工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另一方面使日本右翼势力更加猖獗。希望更多的知情者加入到寻亲活动中，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有力的证据。

　　本报记者金雨红杭州报道“我就是名单中的萧金祥！”日前，这句出自一位77岁老汉之口的话，让整个杭州地区的“劳工特别寻亲热线”沸腾了起来。

　　萧金祥是在1943年被骗到日本当劳工的，当时，他只有18岁。一天，他在一家茶馆里看到一则招工启事，说日薪600至800元，但什么工种和工作地方都没有说。当他试着报了名后，对方就不让他走了。之后，他和数百人被装进了一艘军舰，飘洋过海11天，他发现自己到了日本。从此，萧金祥开始了两年多的非人生活。他在一家煤矿挖煤，每天只有面饼和白薯吃，一年到头只有两套单衣。煤矿坍塌，许多工友眼睁睁地死在了自己的眼前。疟疾、中毒等疾病也让很多人丧了命。日本投降之后，萧金祥才回了国。

　　热线活动还在继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许多读者打来热心电话，不但关心寻找中国在日劳工的情况，还急切地想知道这些搜集来的珍贵资料将如何运用和保存。这一点，本报已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有了联系，详情请见本报1版。

　　-北京地区在日劳工名单

　　芦金元，48岁，宛平县内2区；王德金，38岁，通县傅合庄；常绍廷，22岁，通县桥庄；常给康，23岁，通县桥庄；刘福兴，39岁，昌平县双塔；方避令，29岁，北京市外三区营房；院大会，23岁，昌平县西北宅村；刘玉昆，20岁，通县白庙村；王国强，28岁，宛平县王平村；会景，29岁，沙河线中关；安鸿印，36岁，宛平县东塞塘；徐克礼，38岁，琉璃河镇；刘羲祥，23岁，北京市；张玉，19岁，良乡县；王玉坤，42岁，河北省良乡县；马春贵，23岁，北京市(朝外)(宣城外)，1945年2月17日三岛警察署死亡；闫林伦，34岁，宛平县；程文保，30岁，香河县(本城)，1945年10月17日松本市死亡；杨土荣，46岁，良乡县北络村；叶芝(？)永，40岁，通县；鲁德森，22岁，通县；刀马，21岁，大兴县；罗振江，24岁，大兴县；白国栋，20岁，通县；张荣祥，26岁，宛平县，1944年11月10日死亡；靳由全，24岁，北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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