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20日电 春节的喜庆尚未完全褪尽，成千上万的民工便匆匆告别故乡，如潮般地涌向城市。他们又将骑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为市民送去一袋袋牛奶、一份份报纸，又将出现在沸腾的工地为城市建起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通衢。在辛劳和汗水中，他们寻找着各自的希望和理想。在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和熏陶的同时，他们为城市、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从2月20日至21日，本社将推出“走近民工”专栏，播发记者于春节期间深入民工采写的稿件，反映民工的喜怒哀乐和打工中的种种境遇，以期唤起社会对民工的关注和关爱。(完)

　　“我们那儿下雪了吗？”：宁夏小保姆申燕的家乡情结

　　新华网北京2月20日电(记者朱玉)小保姆申燕有个习惯，她总是只看半截天气预报。

　　她默默地站在那儿——当银川市的天气预报在新闻联播后出现，脸上马上有了阴晴变化：“噢！好！我们那儿下雪了！”或者，默默地抽身离去，最多嘟囔一句：“又是大晴天，庄稼干死了！”

　　这半截天气预报一看完，她立即忙上了手里的家务活，不再继续看下去。

　　宁夏，是申燕的家乡。

　　其实申燕的家并不在银川市，在距银川几百里开外的西海固地区。只是在电视上，她无法找到宁夏彭阳县那个小小的县城，更无法找到距县城还有近一小时车程的小村子。于是，她关心银川，在电视上抽象为一点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心中具象的家园。

　　18岁的申燕来到北京已经1年半了，她到北京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

　　2000年9月17日中午，初中毕业、因家庭困难没有继续升学的申燕正在家中干农活，她的五叔隔着沟喊她，北京有个记者来采访，想找个保姆到北京带孩子。

　　申燕顾不上换衣服，趿拉着一双鞋就飞跑过去，她实在是太想出去打工了。一个小时后，申燕含着眼泪跟着北京的记者阿姨坐上了汽车，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家。

　　到北京的第二天，记者阿姨给了她一大堆衣服，让她换着穿。女孩子高兴地叠着衣服，而后，她怯怯地与阿姨商量：“我能不能把从家里穿出来的裤子寄回去？因为——我12岁的妹妹，没有裤子穿！”

　　西海固地区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它的贫困主要是因为水。在西海固地区，只要降水量达到300毫米，咋也是一个丰收年。通常这个数字只有百十毫米，而大地的蒸发量却达到了近2000毫米，申燕的父母、弟妹，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艰难生存着。从干渴的土地上走出去的打工妹自自然然地关心家乡的降水量。她知道，天气形势图中标志着降水的云朵，意味着西海固农民家家户户的仓满囤流。

　　申燕明白家里穷。这个懂事的姑娘，在离家3个月后，给家里寄去了第一笔收入——940元，解了家里的大急：西海固地区半年多滴雨未落，申燕家的地里几乎绝了收。开春时播下的3袋小麦种子只收回了不到5袋粮食，在申燕寄钱回家的前夕，家中断了粮。

　　申燕在离开家乡之前，从没有见过水龙头。在北京，她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使用煤气和各种家用电器。只是，她会不知不觉中拿北京的一切与家乡相比，与阿姨在外边吃一顿饭的饭费，够交弟弟妹妹一学期的学费；看着阿姨家吃饭挑东挑西的弟弟，她会想起自己7岁的小弟弟，他做梦也没有梦过这么多好吃的！

　　在申燕眼里，贫困的意义是多重的：它表明没有钱买种子，没有钱给弟妹买新衣服，代表着一天三顿吃土豆炖面——加上点油，那就是改善生活；意味着在她离家时，妈妈追上来，往她手里塞的3块钱，那是家里最后的3块钱呀，拿走了它，家里就没有一分钱了！而在北京阿姨的眼里，贫困，不但限制了生活水平，更多地体现在眼界的受限。就拿一件小事来说：申燕到北京后，经常因为穿衣服的薄厚受到批评，20多度的气温下，申燕仍然穿着羽绒服！后来阿姨才知道，申燕之所以在大热的天儿穿棉袄，是因为在西海固的家里，从来没有足够的衣服让这个姑娘随季节替换！贫穷，甚至让人的感觉器官迟钝了。

　　贫穷，让申燕走出了西海固；贫穷，也让申燕决心改变西海固的家乡面貌。申燕不乱花一分钱，她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家里；与此同时，北京的阿姨也给她家寄衣服，寄学习用品，寄种子……在申燕和她的北京阿姨努力下，申燕的家开始有了变化。去年，家里在附近的河岸上，打了一眼几十米深的井，买了水泵。这口井和水泵，略略解开了申燕的愁水心结，从此，无论天气是否干旱，申燕家至少可以保证几块地的收成。

　　这个刚成年的女孩子规划着家庭发展的蓝图：每年种上一些树，果子可以卖，果树几年就可以成林；养兔、养蜂……申燕也在努力改变着自己。她在工作之余看书，时而也摸摸电脑，还练字。当她一笔一划地按字帖写字时，就像是在描绘自己和家乡的未来。当然，申燕还是会用心地瞄一眼天气预报，知道她心思的阿姨也会冲她喊一声：“你家那儿下雪了！”(完)

　　苦，但快乐着：体验搬家工的艰辛

　　新华网北京2月20日电(记者李术峰翟伟)新春刚过，一批批民工从家乡赶回北京，开始了又一年的打工历程。然而，有一批民工没有回家团聚，依然为节日的北京劳作着。

　　华灯初上，大年二十九晚，记者登上椿树搬家公司的一辆厢式大货车。司机老徐是这个5人搬家小组的组长，他说：“大拆迁使许多人搬新家过新年的梦想成为现实，年前活特别忙……”说话间，老徐的手机响了。“看，又有活来了。”关上电话，他略显疲惫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晚7点，货车准时到达北京琉璃厂西街一条狭长的胡同口。寒风嗖嗖地吹着，胡同里行人稀少，搬运工任玉林和他的同事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摸索着来到了西北园胡同30号——董师傅的家。院子里很凌乱，老董已在胡同里生活了60多年，今晚，他的家将搬往石景山。

　　近200斤的大冰箱、装满书的大箱子、29英寸的大彩电……老徐说：“这趟活不轻松，大书箱几乎是最难对付的东西，眼前这20多个书箱，每个足有200斤。”就在胡同里的邻居们纷纷前来与老董话别的时候，搬家开始了。笨重的家具一个人难以背起，一台大彩电需要几个人帮忙才能扛到背上，身体被深深地压弯。

　　这条胡同足有40多米长，搬家工背着沉重的家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铺着碎方砖的路面上，一米多宽的胡同里时而有骑车的路人经过，肩扛手提的工人们还要停下来自觉地给行人让道。不到一个小时，原本宽敞的车厢已满满当当塞满了70多件家具、纸箱。

　　“上车！”话不多的老任一声招呼后，就势坐在了车厢尾部的纸箱上，闷燥的车厢里随即飘出了浓浓的烟草味，因为要坐人，厢式车厢的后车门并没有完全关严，留出了一道宽宽的缝隙，既可透风，又能望见车外的风景。

　　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透了小伙子们单薄的工作服。衣服穿得太厚，既不方便上下楼搬家具，出汗后又容易感冒，所以干搬家行当的人几乎无论冬夏，都衣着单薄。

　　卡车行驶在节日气氛浓厚的西二环路上，道路两边都挂起了绚烂的彩灯。透过路灯，老任看见车后一辆红色富康车里，一家人正兴高采烈地清点着刚采购来的年货，小孩子则忘情地吃着什么。老任又狠抽了口香烟，吐出浓浓的烟雾。今天因为活多，老任和同事们忙得只吃了一顿早饭，此时早已饥肠辘辘。

　　“过年了，想回趟家也不容易啊……”任玉林叹了口气，掰着手指给记者算起了回家的开销。从北京到重庆的硬座火车票涨价后是181元，从重庆到县城的长途车票是80元，下车后还要再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这路费也不贱啊！”

　　搬一次家，老任和他的兄弟们每人能挣8元，一个月下来可拿到600多元，这笔收入与一般的京城搬家公司比属中上等。老任每月只给自己留200元，剩下的钱攒足两个月就全部寄回家。谈起孩子，老任眼中闪着泪花。前年回了趟家的任玉林一直把全家福的照片揣在枕头底下，睡觉前要仔细看看。“为了他们娘俩，再苦再累也值得！”

　　来北京3年多了，任玉林还一直不知道天安门是什么样子。上次搬家公司的卡车经过前三门，他远远地望到了天安门的黄色檐顶，高兴了好长时间。“我们平时不敢随便出门，害怕检查暂住证。其实，我们一到北京就办齐了各种务工手续，可不知怎么的，还是不愿出门。什么时候让我的娃子来北京看看该多好。”

　　晚上9时，卡车停在了京西一栋高层塔楼前。望着高楼里的点点橙色灯光，老任悠悠地说：“北京真好，可不是我们的！”

　　“呸”老任朝掌心里吐了口吐沫，呼地扛起了一个大纸箱，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楼……(完)

　　离乡的日子——与民工同行四千里

　　新华网北京2月20日电(记者邹声文)四川盆地，天府之国，每年都有数百万农民从这里启程，到远方都市去寻找自己的梦想。重庆是川东民工出川的第一站。2月17日，等着购票的民工把重庆火车站前的广场挤得满满当当。

　　16岁的打工仔

　　熊建明、熊建平兄弟俩提着三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来到候车室，等着乘坐T10次列车去北京打工。

　　当天早上6点钟，他们就坐上了从家乡邻水开住重庆的长途客车。邻水属于四川广安，全县93万人口中有80多万农民，17万人常年在外打工。

　　建明只有23岁，但已到广东、福建、上海打过工。去年下半年以来，他一直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建筑工地上轧钢筋。

　　弟弟建平16岁了，去年7月初中毕业，就一直在家呆着。家里供他上高中有些困难。再说，成绩不好，怕钱白花了。家里田地也不多，用不着他去种地。半年里，他无所事事。所以家里决定让建平跟哥哥到北京去打工。

　　正月初五，全家人送他俩去县城。母亲一路不停地叮咛。父亲提着行李，没说什么。听说北京很冷，父母让建平带了一条8斤重的棉被。

　　第一次出远门，建平收拾得十分精神，深蓝色的西服配一双白球鞋。建明对他这身打扮十分不满：“打工不是走亲戚。工地上要穿我们这种衣服。”并自豪地扯了扯自己穿的牛仔茄克，“它既经磨，又便宜。”

　　列车很挤，建明将编织袋放在过道上。不时有人从兄弟俩身边挤过。建平尽量往里靠，坐着的人又使劲往外推。建明泰然处之，说：“几年前到广东的火车，连厕所都上不了。”

　　建明食指少了一节

　　火车启动了，建明讲起他打工的故事：“打工仔最怕拿不到钱了。前年去广东打工，到年底了，老板‘打滚儿’不给工钱。最后几十个人一起找他，才拿到部分工钱。他不给，我们也没办法。老板要收拾打工仔，还不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建明右手食指少了一节，那是去年在上海一家塑料厂打工时被机器绞的。“我爸听到音讯时，人都软了。他怕我年纪轻轻就残废了。打工仔最怕受工伤。”

　　轧钢筋是重体力活儿，不需要技术，也没有大危险，但稍不小心手也会受些小伤。“不过用胶布一缠，保证没事。”建明怕建平担待不起，打算到北京后给他换一个工种。“如果不行，那只有我们两兄弟搭班，好相互照顾。”

　　建平安静地听哥哥说话。在他旁边的硬座上，三位返校大学生正兴奋地交流着各自学校的趣事。

　　“打工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天色渐暗。建明拿出一袋煮鸡蛋，兄弟俩一起吃起来。“自家带的，好吃又不花钱。”

　　建明说，在农村，家里一年的开销很大。开春要买化肥和种子，添小猪崽儿。还有说不清的各种税费，一年算下来，每个人得交一二百元。如果家里有一两个上学的，日子就更艰难了。家乡人均只有三分田、四分土，粮食刚好敷嘴巴，周围又没有什么厂矿，只好出去打工。“打工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去年邻水县有1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打工，他们给家乡带来6亿多元的收入，是全县财政收入的10倍。

　　建明家去年用他寄回的钱在院子里打了一口水井。建明还想将房子修好，再修一个厕所、洗澡间。“等房子修好了，我们俩再打几年工，挣万把块钱，想把家里的稻田改成鱼塘养鱼。听说科学养鱼比一般养鱼的产量要高几倍，到时还得学点科学。”

　　晚上十点，嘈杂的车厢渐渐安静。建平靠在哥哥背上，朦胧睡去。

　　“喂，有票吗？”

　　窗外的楼房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列车经过一天一夜、长达二千公里的漫长旅程，终于到了北京西站。

　　站台上站满了接站的人。建明背起一个大编织袋，建平提着两个小编织袋，穿过接站的人群，向北京西站出口走去。

　　在验票口的大铁门前，几位车站的工作人员一字排开，每人守住一个出口认真验票。初次出远门的建平没理会这些，提着口袋低头直往前走，被一位车站工作人员一把拦住：“喂，有票吗？”建明赶紧追上去，把两张车票递过去。

　　过了最后一关，兄弟俩沿着弧形台阶向地面走去。人流中，建平提着两个口袋，显得有些笨拙，一脚踩错，差点摔了一跤。这时，建明腾出一只手，提走一个口袋。

　　正午的阳光十分眩目。兄弟俩眯缝着眼睛，在公共汽车站牌前看了一下，向汽车走去。

　　漫长的旅程结束了，但建明兄弟的打工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在早春时节萌生的梦想，何时能够实现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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