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人民大会堂3月7日讯记者杨菲、詹新慧、毛宇峰、方绪晓报道：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第一次发言上，厉无畏委员代表民革中央作大会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加强研究深化认识切实改革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发言内容如下：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是事关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一件大事，对我们理性地分析和研究当前收入分配的现状与改革思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体会，这种“深化认识”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对知识劳动的认识。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性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智能劳动，能够创造出巨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对按劳分配中“劳动”的含义要有新的认识，从事复杂的知识劳动者理应得到较高的报酬。

　　其次是对物化劳动和知识化劳动的认识。物化劳动和知识化劳动都来自活劳动，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成果。知识化了的劳动间接地通过活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考虑收入分配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知识产权的问题。

　　第三是对各生产要素互相不可替代作用的认识。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所进行的管理和监督也是劳动，而且是较为复杂的劳动。因此，按生产要素分配中有一部分应该是对这类劳动的补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合理性。

　　第四是对价值规律调节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认识。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资本和技术(包括经营管理的技术)都是相对稀缺的资源，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政策，有利于鼓励民间资本的投入和促进技术和管理的创新。

　　基于以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再认识，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是必然的、正常的，但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必须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过小的不合理状况却依然存在，如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作用，平均主义分配仍有较大市场，该拉开的收入差距并未被拉开；而一些垄断行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得超常利润，并转化为个人收入，使非市场因素的收入差异增大，出现不该拉开的被拉开了。研究证明，收入分配的理想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这既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也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

　　为此，我们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政府应把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到“促成中等收入层成长”的目标上来。政府应继续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抓两端促中间”，用战略眼光来策划做大中等收入队伍的每一个步骤。应扩大中等收入层涵盖的范围，国家公务员、各类企事业的管理人员、专业人员以及熟练技工、自由职业者等应成为中等收入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包括尽可能多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在内。目前，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要在稳定现有中等收入层队伍的基础上，采取有力的措施，使低收入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能提高收入，向中等收入层靠拢。二、真正把按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分配作为按要素分配的主要突破口。既然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对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分配应有别于普通的按劳分配。目前，这一人群的收入状况总体上有所改善，但尚未能按其价值获得应有的报酬。为此，一是要按照投入数量、质量以及所作贡献，拉大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者与一般劳动者之间，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经营管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并要强调使用价值优先的原则，破除只重视价值而忽略使用价值的片面倾向(如只重学历不重贡献等)，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和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要根据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和要求，支持探索经营管理要素和知识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新形式，例如期权期股、技术入股等。

　　三、努力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作为改善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我们认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是普通劳动者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为此，一是要加强劳动者职业培训，以提高劳动力要素的质量，从而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并获得较高的劳动力价格。二是要让劳动者既能通过劳动而按劳取酬，同时又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即按劳动者自身价值或贡献大小，合理地折合成一定股份(如员工持股计划)，与资金股、技术股共同参与利润分配。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力产权属于劳动者本身，而收益权正是劳动力产权所有的必然结果。普通劳动者依据劳动力的产权所有，不仅可以获得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即必要价值部分，同时还可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这对公平合理处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分配，以及改善他们的现有收入水平，无疑是一个重要尝试。目前，在一些企业中实施的职工对税后利润的分红实践，就是一种探索的形式。

　　四、切实把强化收入再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中实现社会公平和总体目标的主要举措。我们认为，初次分配必须适当拉开差距，这样，社会才会有效率；但为了避免差距过大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通过第二次分配来达到社会收入的相对均衡。应该明白，目前社会收入差距有过大的表现，虽是初次分配造成的，但症结却在于再分配的软弱无力。所以，要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就要强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样，不仅可以限制高收入，而且可以通过收入转移减少贫困。其直接效果，是将高低收入两类人群都往中间收入层挤赶，从而达到做大中间收入层的总体目标。

　　完善所得税制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目前可作选择的措施：一是要提高现行税制的起征点，适当调整累进税率，使较低收入者能减轻税负，而让高收入者适当多作贡献；二是试行“负所得税制”，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上部分实行累进税，起征点至最低生活保障之间收入实行免税，最低生活标准以下，将自动可以从所得税中得到补偿；三是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从中提取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完善所得税制必须与严格执法、加强征管相结合，以防止税收流失，削弱再分配的力度。

　　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可以利用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进一步强化互助互济的功能。目前，除了逐年增加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外，还可以适当调整社会保险的筹资制度，使之更趋公平合理。如可在现有基础上适当调高上限和下限，让高收入者多交一点保险费，而困难的低收入者可从调高筹资下限中获得实惠。

　　总之，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再认识，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更是实践上的问题，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在理论的指导下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创新，才能不断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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