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两字又是今年“两会”的热点，政协会议刚开幕就收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提案和发言。记得去年的“两会”上，“信用”同样是委员、代表议论的中心。连续两年的“两会”谈论同一个话题，说明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曾经请教美国来的朋友，这个国家的人为何讲信用。朋友告诉我，在美国不讲信用不是处处不便，简直是难以生存。不讲信用者，不仅公司不会录用，不仅别人不敢与他做生意，就是消费水、电、煤气，别人可以先用后付钱，但他不行，得先付钱后消费。这种无形与有形的惩罚机制，使得“老美”不敢不守信用。美国的经验提醒我们，尽管信用是个道德范畴的概念，但诚信文化不是仅有道德软约束就可以形成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硬约束，尤其少不了惩罚机制。全国政协委员童石军在去年的“两会”上就提出，要建立失信约束惩罚机制，建立失信企业名单，通过媒介公开披露，使之无处藏身；严禁失信人员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对失信的企业给予工商年检不合格的处罚，如连续两年不修复失信记录则给予取缔。可惜，一年过去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有关部门变成具体的行动。

　　说到制度的硬约束，我国并不缺。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更有对诈骗等犯罪课以重刑的规定，但不守信用的现象为何还如此严重呢？问题在于作为最后一道篱笆的法律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去年底，江苏省通州市爆发了“打会危机”。前些年，当地盛行通过“打会”进行的非法集资活动，参加者有数万人之众，但当地政府在2000年有关媒介对这一现象批评后仍然不闻不问，以至于引发数亿元资金被所谓的“会头”占有的恶果。当地民众在索钱无果后，数次围攻市政府和围堵省级交通要道，社会秩序不仅大乱，还闹出了人命。上海人民大舞台是与“大世界”齐名的文化设施，重建后的1998年5月，工程承包商明明已多收工程款，却向法院起诉开发商欠付工程款。法院开庭后，原告的这一卑劣行径在工程审计中显现出来，但一审法院通过对关键证据不质证等手段支持原告的恶意行为。二审中，法院又通过质证后的证据不装入卷宗、隐匿工作记录等手段维持一审判决。对法院如此是非不分的行为，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领导5次批示，《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众多媒体多次进行监督，但法院就是知错不改。从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我们知道上述两个案例绝非个案。法律本来是用来惩罚失信者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却重复着一个又一个让失信者得利的故事。如此，还有谁去守信呢？可以说，司法腐败不除，诚信就难以建立起来。

　　看来，信用问题不是建立一个征信系统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一个组织、短时期就能解决的，需要长期的综合的治理。

　　忻愚(原载《中国经济时报》)

　　《江南时报》(2002年03月10日第五版)失信者得利谁还去守信呢？(焦点·时评)

　　“信用”两字又是今年“两会”的热点，政协会议刚开幕就收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提案和发言。记得去年的“两会”上，“信用”同样是委员、代表议论的中心。连续两年的“两会”谈论同一个话题，说明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曾经请教美国来的朋友，这个国家的人为何讲信用。朋友告诉我，在美国不讲信用不是处处不便，简直是难以生存。不讲信用者，不仅公司不会录用，不仅别人不敢与他做生意，就是消费水、电、煤气，别人可以先用后付钱，但他不行，得先付钱后消费。这种无形与有形的惩罚机制，使得“老美”不敢不守信用。美国的经验提醒我们，尽管信用是个道德范畴的概念，但诚信文化不是仅有道德软约束就可以形成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硬约束，尤其少不了惩罚机制。全国政协委员童石军在去年的“两会”上就提出，要建立失信约束惩罚机制，建立失信企业名单，通过媒介公开披露，使之无处藏身；严禁失信人员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对失信的企业给予工商年检不合格的处罚，如连续两年不修复失信记录则给予取缔。可惜，一年过去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有关部门变成具体的行动。

　　说到制度的硬约束，我国并不缺。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更有对诈骗等犯罪课以重刑的规定，但不守信用的现象为何还如此严重呢？问题在于作为最后一道篱笆的法律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去年底，江苏省通州市爆发了“打会危机”。前些年，当地盛行通过“打会”进行的非法集资活动，参加者有数万人之众，但当地政府在2000年有关媒介对这一现象批评后仍然不闻不问，以至于引发数亿元资金被所谓的“会头”占有的恶果。当地民众在索钱无果后，数次围攻市政府和围堵省级交通要道，社会秩序不仅大乱，还闹出了人命。上海人民大舞台是与“大世界”齐名的文化设施，重建后的1998年5月，工程承包商明明已多收工程款，却向法院起诉开发商欠付工程款。法院开庭后，原告的这一卑劣行径在工程审计中显现出来，但一审法院通过对关键证据不质证等手段支持原告的恶意行为。二审中，法院又通过质证后的证据不装入卷宗、隐匿工作记录等手段维持一审判决。对法院如此是非不分的行为，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领导5次批示，《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众多媒体多次进行监督，但法院就是知错不改。从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我们知道上述两个案例绝非个案。法律本来是用来惩罚失信者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却重复着一个又一个让失信者得利的故事。如此，还有谁去守信呢？可以说，司法腐败不除，诚信就难以建立起来。

　　看来，信用问题不是建立一个征信系统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一个组织、短时期就能解决的，需要长期的综合的治理。

　　忻愚(原载《中国经济时报》)

　　《江南时报》(2002年03月10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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