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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背景】
随着我国流动人口的不断增长，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连续几年的两会上，一些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断提出议案，呼吁北京市政府尽快出台地方管理办法。
那么，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面临了哪些问题？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北京市对这个问题的相关政策究竟何时才能出台？……
【调查者】
制片人：关海鹰、赛纳、张洁
编导：黄洁龙、徐慨
出镜记者：长江
摄像：栗严、孙逊
录音：沈鹏
解说：姚宇军
统筹：庄永志、杜晓静
制作：郑曼茜、张为
监制：李挺、庄殿君
总监制：孙玉胜
【播出时间】
首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02年3月9日(星期六)23:00-23:40
重播：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2002年3月10日(星期日)18:20-19:00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02年3月14日(星期四)16:20-17:00
【调查对象】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赵学勤
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
北京市政协委员蔡少甫
来自湖北孝感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6年级学生周松
来自河南南阳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6年级学生屈磊
北京市教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李壑
来自河南息县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创办人李素梅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
来自山东东阿的行知实验学校初二年级学生李彤彤
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
社会学副教授孙嘉毅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
石景山区麻峪小学分校校长肖印军
【调查过程】
一、北京无法回避的问题：流动人口子女上学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我国现有的流动人口总数超过了1亿1千万，其中，仅在北京市办理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就有237万人，相当于目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当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外地户口。那么这些人的子女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能不能跟北京的孩子一样受到义务教育，就成了北京城市发展当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赵学勤
赵学勤：有很多学校流动人口子女已经占到超过一半了。
记者：怎么界定流动人口的概念？
赵学勤：他现在常住地在城市，但是他的户籍还在原籍，这样的人口我们称作流动人口。那么他们的子女我们就称作流动人口子女。
我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岁的适龄儿童少年都必须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在北京，处于国家规定的接受义务教育年龄段的流动人口子女已经有将近20万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公立学校和具有合法办学资格的民营学校就读，另一部分是在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还有一些孩子至今没有学上，处于辍学的状况。
记者：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所谓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难主要关注的群体是哪一部分？
赵学勤：最值得我们社会关注、最需要解决的是那些生活处境不利的那部分人口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比如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在一个打工子弟学校进行调查的时候，这些家庭86%以上他的家庭月收入在1500块钱以下，那么这1500块钱他还要居住、生活，那么他用于教育投资的费用就非常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群体是值得我们社会广泛关注，而且也应该更加深刻地关注的。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开始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已故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1988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是最早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人大代表之一。
吴青：按说他们到了北京，在这有比较长期的工作，安定住下来他们就是北京的公民，他们应该享受北京公民所有享受的待遇。他交了税就应该享受到孩子们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
北京市政协委员、原北京工业大学校长蔡少甫，他曾经就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提过两次提案。
蔡少甫：如果他们的子女的接受教育问题不能处理好那么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义务教育法》的落实、贯彻。
二、小屈磊：都是孩子，为什么北京的孩子不交借读费？
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法》是1986年颁布实施的，由于当时没有预见到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急剧增长的问题，《义务教育法》并没有对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因此，与全国很多城市一样，北京市对外来人口子女采用加收借读费的办法接收入学，这种做法给贫困的打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带来困难，有的打工子弟甚至因此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目前，我国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担的，流动人口子女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不能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必须额外缴纳一笔借读费才能够在公立学校入学，因此，借读费成为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第一道障碍。
记者采访了行知打工子弟学校6年级学生周松，他今年13岁，6岁来北京，父母在北京卖菜，他在北京的公立学校读了一年后转到了打工子弟学校。
周松：收那个借读费、什么费太多了，交不起所以就上到这了。
记者：你还记得当时要收多少借读费吗？
周松：一千。
记者：一个学期吗？
周松：对。
记者：这一千块钱什么都包括了？
周松：一千块钱就是借读费，然后还得另外交几百块钱的学费还有书杂费。
记者采访了来京打工者杨志顺，她来北京两年半了，与丈夫都是清洁工，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不足一千元，除去房租和生活费，每个月能剩下来的钱就只有两、三百元。杨志顺说，她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上学。现在，她的孩子张春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
记者：为什么没有打算把孩子送到公立小学去？
杨志顺：因为公立小学学费太高了。
记者：你知道公立小学要收多少钱吗？
杨志顺：这个我还不清楚。我是听他们说那个学费高，学费要高一些，我就没有办法把他们送到那里去，最后就听说那里有个打工子弟学校，我们就到那里去读了。
除了要缴纳借读费，流动人口子女在公立学校就读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受到歧视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屈磊，他今年14岁，父母分别在皮鞋厂和食品厂打工，他曾在公立学校读过一年。
记者：你在公立小学上学的时候觉得和北京的这些孩子一起读书一样吗？
屈磊：不一样。有时候他们也仗着自己北京人老欺负我们，我们好几个同学在一块玩，就玩那个“警察抓小偷”，然后我抓到他他用脚踢我，他说没抓着把我踹了，我抱着他不让他走，然后他一脚把我一个脚踹开，我很气，真不服气，然后就渐渐地不跟他们玩了。
记者：为什么气？
屈磊：气就是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小孩，同样在学习中，都在北京上学，他们为什么不交借读费我们就交。
周松：一开始我听过他们骂我外地人。
记者：外地人怎么了？
周松：外地人是什么猪。
记者：他们怎么这样说话呢？
周松：我也不知道。
记者：那你有没有告诉老师呀？
周松：不敢。因为他们说你最好别告诉老师，要不然又打你了。
蔡少甫：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使得这些父母，就是打工者吧，不太愿意把他们的小孩送到公立学校。
记者：什么原因？
蔡少甫：一个就是要收借读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600块钱终究比400块钱还是高200块钱；第二个原因他总感觉是到那个学校以后还是容易受到歧视，尽管这个歧视不是我们的条文里面，很明确规定的，但实际上它还是存在的，也不是我们教师们主观的愿望造成的，但是这种歧视可以说还是存在，或者说无处不在。
吴青：我都觉得当一个人、一个孩子那么小受歧视我觉得可想而知他这种心态，可能会影响他一生，而且这样的孩子会开始就敌对社会了，他的心理有压力，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很不利。
记者还采访了北京市教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李壑，他曾经参与过对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工作。
李壑：你不让他接受教育，你将来就准备盖拘留所、监狱；他不接受教育，他不融入一个正常的社会群体里边去，他们有很多将来就可能是社会低层，有可能就是边缘的这些人群，将来它就是一个潜在的社会隐患。
三、北京市最大的民工子弟学校：“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由于借读费和歧视的问题阻碍了低收入家庭的流动人口子女到公立学校上学，一些外来打工人员便自发开办了一些简易学校接纳打工子弟。
那么，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到底能不能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的就学问题呢？
位于北京市西四环路五路居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集中居住着很多外地来京打工人员，他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种菜、卖菜、做清洁工和个体小商贩，他们的子女在一所名为“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学校上学。与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一样，北京市的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都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位置，它们因为收费低廉而受到打工人员的欢迎。
2002年2月27日是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开学的第一天，五路居本部的800多名小学生参加了开学的升旗仪式。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在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聚居点共设立了六个分校，分别开办了小学和中学课程，是目前北京市规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
九年前，从河南息县来北京打工的民办教师李素梅在菜地里创办的一个私塾性质的教学班，是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雏形。
记者：那(当时)你们在哪上课啊？
李素梅：我们就是在那个菜地边上，有那个亲戚搭的两间窝棚。
记者：孩子坐的是什么凳子？
李素梅：坐的也是在菜地边上捡的木板子底下垫上砖头。
记者采访了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
易本耀，大专学历，曾在粮管所工作，1995年10月来北京担任由他妻子李素梅创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
记者：当时收费吗？
易本耀：收费。
记者：收多少呀？
易本耀：当时是一个月五十块钱。(学生)从九个后来到一二十个，然后一年之后就五六十个了，再后来也就不分亲戚不亲戚，不论同乡不同乡，不按地域，小孩子只要来报名就都收下了。
记者：现在你这个学校多少个孩子？
易本耀：春节之前是两千九百三十九个，现在又陆续有一些新生报名，有三百多个来报名。
记者：有三千多啊？
易本耀：现在有三千二百多个。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7个民族，它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对小学生每学期300元的收费从创办开始就没有上涨，而这个收费标准还不到公立学校借读费的一半，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低收入家庭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需求。
记者：他为什么要选择这类学校？
赵学勤：一个它离家比较近，再有一个这类学校能满足这类家长的很多特殊的需要。
由于满足了很多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的读书需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创办九年来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北京市的一些高校纷纷把志愿者服务基地设在了这里。
首都师范大学晨曦社的150名大学生还定期到打工子弟学校为孩子们讲课。
四、尴尬的流动学校
记者：是什么力量来支撑着你们继续办这个学校呢？
易本耀：旅美华侨任奶奶有一句话可能可以概括，她说这个好人互相感动着，这好人互相感动着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到现在这个情况，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目前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有200所左右，虽然与公立学校相比，它们的收费比较低廉，但这些学校普遍存在着办学条件简陋、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学校管理不善以及安全卫生隐患严重等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至今还没有一家获得合法的办学身份。
记者：成立当初，有没有到什么部门去申请、获得批准啊？
易本耀：那天我们去过教委问过，他们说这个当时没有这样的政策。到现在我们这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但现在依然是处于一种学生非法就学、教师非法办学的局面。
记者：这么多年经常会想到你自己没有合法身份这件事吗？
易本耀：这是我们寝食不安的最根本原因。
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下发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上海、武汉、贵州等地相继出台了实施细则，但由于北京市一直没有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使打工子弟学校的地位无法从法律上得到明确。
吴青：因为实际上这些学校的存在就是这些父母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我的孩子都得受教育，它生命力非常强，就因为孩子们要受教育这是关键的关键。但是因为北京没有出台对这种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政策，使得这些学校变成了合理不合法。
由于没有合法的办学身份，很多打工子弟学校长期处于被驱赶、被取缔的动荡之中。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就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搬迁，最短的一次在新租来的校舍里只呆了半天。
记者采访了16岁的李彤彤，她3岁随父母来北京，因为交不起借读费，一直到12岁才在北京开始上学。她跟随着易本耀经历了学校的三次搬迁。
李彤彤：不让在这里办，没有合法手续，根本就不让在这办学。同学们都挺失望的，挺伤心的。
记者：为什么呢？
李彤彤：好不容易又开学了，可以上学了，可是还不到半天又没学上了。
记者：你们害怕没有学上吗？
李彤彤：害怕。
记者：为什么？
李彤彤：没有学上根本学不到知识，又要和父母一样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去做苦工，干苦活。
记者：就这么常年做“黑户”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呀？
易本耀：常年反正时间长很了，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
记者：死猪不怕开水烫？
易本耀：对，反正一直是黑户。虽然这个我是黑户，但不是我自己想成为黑户而是这个政策措施它没有及时调整，它没有跟上现实的需要。
赵学勤：这就是一个非常矛盾、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我又不承认它合法，但是我又允许它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再拖了，实际上再拖下去咱们自己跟自己都解释不清楚了，到底为什么要让它存在？
易本耀：在这九年当中如果他非要等到条件好的时候再去上学，那么他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就等到十六七岁了，要等这个八、九年的话怎么办？
记者采访了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他今年86岁，1935年曾在陶行知创办的流浪儿童工学团中任教。
记者：您怎么看北京市现在出来了这么多没有合法办学身份的打工子弟学校？
方明：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听，应该这样理解：他说不合法，那么你什么叫合法？什么叫合法？你有这个要求吗？你出台有一个办法吗？有那个办法，那么他办学的人自然而然根据你这个办法，做不到他也要想办法做到。
记者：这些问题您向有关部门――向教育部门、行政部门――反映过吗？
方明：反映过。我自己去参加了北京市讨论流动人口的办法(的会议)，自己主动去的，自己去的。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对这个问题、我过去干过这个事情，要快。
记者：要快？
方明：对，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快。
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切
当社会各界从道义和同情的角度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时，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则积极推动立法，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打工子弟学校长期以来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局面，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利。
2002年2月25日，致公党中央组织了一部分关心此事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召开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研讨会”，通报了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呼吁各地尽快出台管理细则，从法律法规上明确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的责任，明确打工子弟学校的地位和权利。
记者采访了致公党员、社会学副教授孙嘉毅。
孙嘉毅：罗豪才主席亲自批示希望扩大这方面的调研，后来吴明熹副主席专门抓这项工作，成立课题组，成立课题组之后我们深入到全国，像天津、广州、深圳、义乌、北京等一些地方，深入地进行了调研，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目的在于向社会呼吁解决这个问题，再有，在全国政协会上我们的主席也好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记者：将来是准备在全国政协作为一份正式的提案提来吗？
孙嘉毅：对，作为提案提出来。
记者：就准备在今年“两会”期间做这件事情？
孙嘉毅：对。
北京市政协委员蔡少甫也应邀参加了致公党的研讨会，今年他再次提交了提案，希望北京市尽快出台这一问题的暂行办法。
蔡少甫：没想到做这个事情还是要经过一定的波折。
记者：什么波折？
蔡少甫：我们以为很快就能出来，上半年吧，结果上半年没出来我就等到下半年，等到年底，我就打电话问市教委的政策法规处，询问这个暂行办法通过没有？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告诉我，还有几个区县意见还没有反馈上来，所以我感觉需要该促进这个问题的出台。
记者：等于是您嫌他们出来得慢了，第二份议案是“催产”的了。
蔡少甫：对，是一个催，催它的出台。
吴青：每一次，总之在人代会开会期间我就会找他们，去跟他们谈，私下谈，后来我联系后有十个校长和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部分的一些工作人员面谈。我现在就是不断地在打电话，希望能够早日出台(法规)使得这些学校不仅合理而且合法。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人大代表来说，法规的制订、法规的修改、法规的实施、法规的监督是最最重要的。
六、政府回应
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北京市的有关部门非常重视，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实，从1998年起北京市就组织专人先后两次对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状况进行了调查，积极地为制定相关政策作准备。
李壑：北京市的领导就批示：北京市要做一下调查，看还有多少这样的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北京有上学的这种需求，它现在实际的执行情况如何。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和北京市的公安局等等(部门)还有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等等，我们组织了一些调查。
蔡少甫：我们提出这个提案以后北京市教委很重视，就在(2001年)3月27号，就在市政协召开了一部分市政协委员来听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且在市教委还拿出了一份他们制订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暂行办法，作为一个草案提交给委员们讨论，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很明确的意见而且也是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北京市作为一个有着1300万人口和300万流动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北京市作为首都的特殊性，都给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管理办法的出台增加了比其他城市更大的难度。
记者：为什么这个管理办法现在一直也没有看到呢？
李壑：这个问题它比较复杂在哪儿呢？就是北京市的情况可能跟有些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北京市的城市容量毕竟有限，北京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间必须要考虑到人口的容量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说按照我们国家《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对于义务教育的责任是在地方政府，因为毕竟这个财政等于是分着灶的，绝不是教育行政部门一家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的，需要各区县政府的配合，也需要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给予配合，也需要社会的其它方面给予理解和支持，这样有可能才能把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真正解决好。
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北京市政府仍要求有关各方积极配合，加快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政策的出台。
李壑：市政府对我们也提要求要对我们这些东西要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
记者：你说这个方方面面是指哪些方面？
李壑：方方面面的意见包括区县的意见，包括人口管理部门的意见，也包括一些流动人口他们的一些意见等等。我们调查过程中间我们曾经把自发办学校的一些办学者也都请来听听他们的意见等等。
记者：现在等于是即将出台的这么一个条例或者说是办法，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讨论稿了？
李壑：不是初步的，应该说是反反复复讨论好几轮了。而且去年我们北京市召开了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上我们的市长刘淇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市领导就这个问题都提了要求，都向各区县提了工作要求，而且对我们制订这个办法也都提了要求，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抓紧想尽快还是把这个东西要出台。
在即将出台的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管理办法当中，对借读费问题和打工子弟学校身份的问题是如何规定的呢？
李壑：这个借读费恐怕暂时还不能简单地取消。为什么？因为我们教育部门来讲还是感到资金紧张，尽管我们条件改善了很多、尽管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办学的条件从这个教育需要的开支来讲还叫做是入不敷出吧。
记者：但是如果这些流动人员的子女他们就连六百块钱、七百块钱的借读费也交不起呢？
李壑：那我想如果市里面有了统一政策的话，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间就是你可以减、你可以缓、你还可以免。通过这些东西，你不是马上一次性的要交那么多。
七、逐步消亡：“打工子弟学校”的明天
学校除了对贫困流动人口子女的借读费采取减收、缓收、免收的政策，鼓励他们进入北京市的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即将出台的管理办法还将逐步引导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走上规范办学的道路。
记者：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将来可能国家给予他们办学身份的有多少？
李壑：我估计是这样――不会超过10%。
记者：那也就是说90%的现存的打工子弟学校将来的命运是消亡？
李壑：我们想逐步让它消亡。我们准备出台一个文件，准备逐步逐步地要对这样的学校也要进行一些管理，促进其中一些办得比较好的学校也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申请作为正规的办学机构，对那些确实条件不好的也不能继续再办下去了，因为有些条件比较简陋，如果遇上一些自然灾害，比如下雨啊就有塌房的危险、冬天取暖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这样的事故出现的话，那就是太不应该了。
记者：那能不能这样说呢教育质量的标准差一些也好过没有，也比有些孩子干脆没学上好？
蔡少甫：在前一阶段我认为应该这么看，对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有)一种历史性的评价，我认为应该看到它们在当初政府没有拿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它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公立学校还不能够敞开来接受他们的时候，我认为这些简易学校最起码还使得这些小孩还能够读点书、识点字，所以从历史上来讲，应该肯定它们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我们不能满足这种低水平。
记者：将来这些流动(人口)子女最好都去公办的学校去上学，你对这样的说法听了以后会怎么想？
易本耀：那是我们所希望的。
记者：是你们所希望的。
易本耀：对。如果要是公立学校能把这些孩子都容进去，让他们在那有教学楼，有那种花园式的学校，在那种条件下去学习那不是最好的结局吗？我们再何苦我们再没必要去做这些事情了，一开始就能这样解决的话，那我们这几年不就不用这样辛苦了吗？只要孩子能有地方上学，能有学习的场所，我们的学校存在与否不重要。
北京市即将出台的管理办法把公立学校作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的主渠道。早在两年前，北京市政府已经为解决这一问题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一些区教委针对近年来北京市的教育资源因入学人数减少而相对过剩的情况，利用富余的教育资源设立了专门接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公立中学和小学。
王强，外地来京人员子弟学校校长，该校的前身是金顶街职业高中，2000年5月被北京石景山区政府批准为专门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公立中学。
王强：把外来子弟集中在我们一个学校，作为他们学生本人和家长来讲感觉好他们非常赞同这种做法。不把他们当成外来人，把他们当成新北京人来对待，让他们很快从思想上能够融于咱们这个城市化建设当中去，所以现在的孩子非常喜欢北京，他们认为我们外来子弟到正规的公办学校来读书是党和政府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这是城市里的希望工程。
记者采访了石景山区麻峪小学分校校长肖印军。
肖印军：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咱们这个规范办学。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种办学形式还有就是说教学方面的管理都是按咱们国家对于小学基础教育这块整体的管理的要求去进行的，所以家长看好咱们这学校也主要看咱们的师资，看咱们的教学管理，看咱们的教学质量。
麻峪小学分校校园里的那棵大树见证了打工子弟就学状况的变化。过去在大树下的菜地里是一所简易的打工子弟学校――菜苗小学，2000年9月，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公立麻峪小学分校开办之后，菜苗小学的100多名打工子弟全部从菜地转入了课堂。目前，这里的收费标准不到300元，吸引了附近的323名打工子弟在这里就读。
肖印军：就是说总体上来讲，咱们面向这些外来打工子弟孩子，从公办学校的角度能够有这样的精力去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记者采访了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
李连宁：我们现在是鼓励流动人口子女更多地是到公办学校去就读。这个一方面是城市的学龄人口下降已经有条件来接纳他们；另外一个从教育角度来讲呢，如果单独设校的话，实际上你还是培养两种相互隔绝的群体，那么在一个学校里面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困难更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教育资源。让城市的孩子学会怎么关心乡村的孩子，让乡村的孩子也学会一些现代文明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鼓励公办学校为主。
记者：北京的义务教育的资源剩余部分能不能够全部容纳这些打工子弟入学？
李壑：这觉得应该说是问题不大，我觉得问题不大。尽管说我们需要有个继续改善条件的问题，有还旧账的问题，应该说通过挖掘潜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政策建议里边、包括请市政府要出台的办法里边，都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区的街道办事处都要承担这样的责任，不能让他们去辍学，不能让他们以任何原因，不来接受义务教育。
方明：假如说我们国家要真正进入现代化，建设我们国强民富的国家，那么每个人应该享受到很好的教育，然后我看才有可能把我们国家及早地进入现代化。
在两会期间，致公党的代表提交了《关于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状况的建议案》；3月10日，吴青组织北京市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座谈，收集他们对即将出台的暂行办法的意见。另外，据北京市教委透露，“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将在今年9月1日前正式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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