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董碧水 通讯员张明星

　　40出头的虞廷顺如今是浙江义乌市廿三里镇华溪村委会主任。在这之前，虞是开着一家“廷顺笔行”的私营企业主。一些村民说，村主任是虞“花了十万元钱买的”。

　　虞是在今年1月华溪村村委会换届中当选的。虞说自己本无意竞选，因为有人拿话激他，“村里这个样子，你还不上去搞搞”。想想觉得也是，现在赚了点钱，生活过得去，要是行的话，“就给村里做点事吧”。就这样，虞开始了竞选。

　　1月18日正式选举前一天，虞在村里张贴了用大红纸写的“承诺书”：“本人虞廷顺，这次参加竞选村主任，向全村村民承诺，若能如愿当选，愿资助10万元，其中2万归老年协会，8万用于清理村里垃圾。如本人违背承诺，可随时罢免。”1月19日，虞如愿当选。

　　无独有偶。在城西镇上杨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开着一家笔厂的杨保伟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10多张“红榜”承诺：如当选村委会主任，一、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二、在职3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三、努力为群众服务。“红榜”同样显示效果，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杨保伟，在第三轮选举投票中脱颖而出，当选村委会主任。

　　据了解，在义乌，像虞廷顺、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承诺。

　　老板“捐资参政”竞选村官，此事在当地引发了种种议论。

　　有人认为，农村村民选举是落实村民自治的一项神圣、严肃的民主政治活动，竞选村官不应用经济手段，金钱承诺参与势必影响选举的公开、公平与公正。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贿选，是变相用金钱拉拢选民。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农村村民选举是公开的直接选举，在有多名候选人参与的情况下，候选人以哪种方式争取选票，法律并无直接规定。在廿三里镇华溪村，有不少村民认为这是好事，“不管怎样，肯掏钱把村里的垃圾清理掉，就是天大的好事。”但也有村民揣测，他们会不会以钱揽权，再用权去捞更多的钱。

　　针对一些村民的说法，这些当选的村官认为，自己捐钱给村里是支持公益事业，受益的是全体村民，与贿选应当有本质区别。而参选村主任，也完全是为了能替村民办实事。虞廷顺解释：“竞选总得公开自己的想法。承诺的目的，无非是让群众相信我。”另一位承诺后当选的村主任也说，自己捐的都是劳动赚来的钱，参选村主任，完全是为了造福村民。

　　据了解，对此，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仅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选举无效。”当地一家媒体网站专门开通对这一问题的网上调查，37.5%的网民认为构成贿选，而49.2%的网民认为不是贿选。

　　记者采访了法律界有关人士。他们均认为，贿选是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以不公开的方式直接给予部分选举人财物。公开向全体村民承诺，并且这种承诺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就不应认为是贿选。他们同时认为，老板参政是好事，只要他们兑现承诺，带领村民集体致富，应当鼓励他们的积极性。

　　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副处长陈平认为，界定是否贿选，一是看是否左右了选民的愿望和意志，二是看是否给选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老板参政现象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不应认定为贿选，关键是如何引导、规范。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说，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村委会的组成人员，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参与竞选的人，无论是不是老板，参与村民民主管理的积极性首先值得肯定。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站出来竞选村官，至少应当看到这些老板有能力的一面，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成为“领头羊”，只要选举程序合法，且他们在当选后能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应当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路。

　　记者注意到，也有人士担心，当捐资竞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那些有一定真才实学，热心为村民办事，而手头并不富裕的人是否就会失去竞选的机会。对此，义乌民政局的同志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应当看到也相信农村村民在运用民主权利时的能力，因为，老百姓心中都有一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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