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文 凌殷红

　　毗邻“金三角”的云南省饱受毒品侵害，滇西南境外是世界主要毒源地，那漫山遍野美丽眩目的罂粟花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息。国际贩毒集团把云南作为毒品过境地，使云南成为了中国禁毒的最前沿，4060公里的边境线禁毒斗争艰巨而繁重。10多年来，云南付出沉重代价与毒品走私展开殊死较量，1990-2001年，该省破获贩毒案件7.4万起，缉捕贩毒犯罪嫌疑人10万余人，缴获毒品57吨；32名公安、武警和海关的缉毒勇士以身殉职，200多人负伤。

　　“金三角”的毒品对中国和世界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90年，一项鲜为人知的“绿色禁毒计划”在“金三角”地区悄悄展开。这项体现中国国际援助精神的行动计划蕴含着非凡的意义：用稻谷、甘蔗和橡胶等农作物替代罂粟种植，从毒源地遏止毒品的生产和销售。

　　经过10多年的艰辛努力，该计划取得的成绩远远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预想，国际社会把这一和平解决毒品问题的方式赞誉为“全球禁毒史上的一大创举”。

　　境外贩毒团伙从毒品走私中获得巨额利润，而种植者却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交界处，湄公河与米赛河汇合冲积出沃野千里。阳光涂抹着翻滚的稻浪，三角洲金黄耀眼，于是有了“金三角”的美誉。

　　但是，如今的“金三角”却是另一种含义：在这块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美丽妖艳、姹紫嫣红的罂粟花铺陈得大地一片锦绣，摄人魂魄，然而这些饱含毒汁的鲜花带来的却是死亡之吻。据统计，“金三角”年产鸦片2000吨，是世界毒品的主产地。

　　2月刚过，缅甸北部的果敢山区大水塘已沐浴着亚热带的融融春风。此时适逢中国的春节，和中国一样，当地的果敢族也有着过春节的习俗。大水塘的街道都是石板铺筑的路面，两旁的建筑多是土木结构的两层房屋。家家户户贴上了春联，门前插着松枝，小学生身穿崭新的校服，敲锣打鼓到富人家拜年并收取红包，为学校募集资金。

　　大水塘海拔1500多米，由于这一地区最适宜种植罂粟，因此这里成为了罂粟主要种植地。

　　这一季，正是满山遍野罂粟结果的时候，硕壮的罂粟果压弯了枝头，当地人正在用一种奇特的方式采集鸦片。他们通常在头天傍晚工作，用四支钢针捆成一束的特制刀具在成熟的罂粟果上轻轻一划，立即就有四道白色的浆液从果皮上汩汩渗出，划的深度要恰到好处，太深或太浅都不能让浆液尽量多地流出。次日上午，他们再用半月形的小镰刀小心翼翼刮下半凝固状态的黄色烟膏，抹在一块光亮的铁板上，积累到一定数量时，扯下一些罂粟花瓣，把烟膏层层包裹起来，放入随身的筒帕内。由于半凝固的烟膏很粘，不太容易抹到铁板上，所以他们不断地往小镰刀上吐唾沫，以增加润滑。

　　19世纪初，西方殖民者把罂粟带进“金三角”，强行推行鸦片政策，罂粟种植区在“金三角”迅速扩大并深深根植于各民族的生活之中，成为山民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果敢山区有数万人靠种罂粟为生，大水塘村四周山上都种着罂粟，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罂粟地与菜园子混在一起，罂栗深深地与山民的生活相连。100多年的罂粟种植史，让山民的后裔不知道除了罂粟之外还能种植什么。

　　农妇李小伍的家在一处平缓的坡地上。李家种了“四架犁”地的罂粟(一头牛犁一天的面积为“一架犁”，约合两亩)，通常一亩罂粟可产鸦片1.5公斤以上。李小伍说，一个农户家每人至少要有“半架犁”的罂粟才能保证每顿饭吃上大米，过年能缝新衣服，一年买一两头牛，必要时修葺一次房屋。她家9口人，育有三子四女，经济并不宽裕，一年出售鸦片的收入主要用来买粮食，大约要花4000多元。李小伍家的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于中等。

　　59岁的李小伍怀抱着两岁的孙子说，她从小就知道种大烟换饭吃：“讨媳妇也要用大烟换，一个媳妇用两拽大烟才讨得回来。”两拽大烟约值八九千元人民币。鸦片是当地的硬通货，是烟农的存折。收获鸦片后，烟农并非一次性卖掉，而是留下大部分保值，需要购物时再切下一块售出。鸦片的计量单位可以作为货币单位使用，他们会围着一头待价而沽的牲口说：“这头牛值一拽大烟。”

　　当被问到鸦片禁种怎么办时，李小伍的丈夫指着房梁上挂着的干玉米棒回答：“不让种大烟，我们只能吃这个，再没有好东西吃得着了。”李小伍紧紧搂着孙子疑惑地问：“不种大烟，以后娃娃用什么讨媳妇呢？”

　　在“金三角”，八成种植罂粟的农活由妇女承担。她们长期远离家人，忍受着孤独和寂寞，只身守护着山里的罂粟田，期冀着来年的好收成。有的还要眼看她们丈夫因缺医少药为治病而染上毒瘾。这些衣衫褴褛的烟民并不知道，中间商从他们手中买走成块成块的鸦片，再由重兵押送的骡队把鸦片以翻倍的价格卖给海洛因提炼厂，从每亩罂粟中赚几千元；炼制出的海洛因，通过各种渠道销往世界其他国家。从上游到下游，毒品的利润越来越大，制造商、运输商、销售商等从中获得的都是巨额财富，而真正的罂粟种植者并没有从毒品贸易中得到好处。据联合国禁毒开发署1999年在缅甸掸邦第二特区勐波县的调查统计，这里每户烟农年平均收入仅相当于人民币468元。

　　叶嘎姑娘等新一代年青人成为了铲除罂粟的积极推动者，他们揭开了“金三角”替代种植精采的一页

　　19岁的叶嘎是位皮肤略黑的缅甸女孩。几年前，她在云南思茅读完中学后，回到家乡缅甸掸邦第二特区首府班康县，当了一名电视记者。叶嘎的家在距班康100多公里的嘎梗村，

　　这里是传统的罂粟种植区，叶嘎从小在罂粟地里长大，一望无际的罂粟花深深留在了她童年的记忆中。当她离开家乡到中国读书之后，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家乡的山民年年收获鸦片生活却没有改变。她决心帮助他们从毒品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叶嘎是嘎梗村的骄傲，她家又是村里的望族，说话很有影响力。叶嘎决定先说服外婆和父母放弃种植罂粟，改种其他农作物。叶嘎直率的话大大伤害了外婆，阿婆听后一言不发，默默拿上工具走进罂粟地，在饱满的罂粟果上划开口子，凝视着白色汁液的渗出，用低沉沙哑嗓音唱起了歌：“春节到，满山遍野罂粟花，每天早晨我去大烟地里收钱，有了大烟我们就有了生活……大烟花，大烟花，我们的生活永远是大烟花。”凄婉的歌声中，阿婆的泪水合着叼烟斗淌下的口水从饱经风霜的脸上落下。

　　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的嘎梗村不通公路，只有马帮行走的小径。来自中国云南的援助者们走进了嘎梗村，他们和村民们一起吃野菜充饥，夜晚忍受着亚热带凶猛蚊虫的叮咬。他们的到来使叶嘎大受鼓舞。

　　援助者和叶嘎一起说服她的外婆和村民进行替代种植。“大烟养不活你们……”不料话才出口，就有村民说：“知道，我们靠种大烟生存，但是大烟不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外婆最喜爱和信任叶嘎，叶嘎不断给她讲述在外面的见识和替代种植的种种好处。最后，阿婆终于将信将疑地说：“我没有文化，既然娃娃们都说还有比种大烟更好的东西，我就听娃娃的。”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阿婆穿上了她珍藏几十年的嫁衣，胸前坠满了精致的银饰，高兴地站到罂粟地里请援助者给她留影作纪念。

　　其实，在很多罂粟种植区，一些稍有见识的人对种大烟的前途并不看好，千方百计把后代送到发达地区学习文化和科技。叶嘎就是其中一名幸运儿。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变化很大，他们已经认识到种鸦片不可能改变生活，因此在铲除毒品、实施替代种植中成为了积极的推动者。

　　就在嘎梗村发生变化的同时，缅甸掸邦第四特区的首府勐拉新果敢寨也开展了替代种植。

　　一个雾霭弥漫的清晨，村长李老壮把村民召集起来，郑重地告诉他们，把罂粟铲了，地里改种甘蔗。村民们立即嚷开了，谁都不理解，难道甘蔗比大烟还值钱吗？李老壮低着头，吧哒吧哒地抽着旱烟，他没文化，说不出太多道理。他也从未种过甘蔗，不知道甘蔗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太阳升高了，李老壮慢条斯里站起来，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好吧，你们不种，我种！”

　　李老壮的家离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很近，他到勐海赶街时，看到那里的水稻、甘蔗长势良好，早已动了心。在勐海县农业局的帮助下，李老壮用铲除罂粟后的地种上了勐海县农业局为他提供的蔗苗。当榨季来临的时候，他家的甘蔗散发出甜蜜的气息，几十亩甘蔗送进糖厂，当年收入4万元。现在，几乎全村的人都跟着李老壮种起了甘蔗。

　　缅甸和老挝北部地区是毗邻云南的罂粟主要种植区。迫于国际社会禁毒舆论的压力和自我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的强势禁毒姿态，这一地区终于从90年代开始踏上了漫漫禁毒之路。当局颁发禁毒通令、严禁官兵和百姓吸毒，铲除大片罂粟地并捣毁多个海洛因加工厂；同时还积极争取外援，帮助当地进行罂粟替代种植。1991年，老挝高层人士访问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时说：“你们可以到老挝那边种橡胶、水稻和甘蔗。”并表示，老挝现在也在搞改革开放，中老两国历来边境和睦，更应加强经济合作。与此同时，缅甸也表示了相同的意思。这种开放的态度为云南禁毒斗争堵源治本创造了条件。

　　哗哗作响的钞票揣进了农户的口袋。农户们很快接受了一个真理———种甘蔗比种罂粟划算

　　然而山民们对铲除罂粟的行为并不理解。当他们眼睁睁看着以此为生的罂粟被成片成片地捣毁时，他们失声痛哭。

　　因此，替代种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让烟农有饭吃，缅甸掸邦第四特区主席林明贤说：“老百姓有粮食吃，就不一定非要选择种植鸦片谋生。”为让烟农相信替代种植的好处，一批投资周期短，经济收益快的项目，如水稻、甘蔗、经济果木等很快启动。

　　提起替代种植开始之初的重重困难，云南江城糖厂农务科科长陈志新记忆犹新。几年前，他和厂里的一名技术员到了老挝丰沙里省约乌县，住进了农民家里。由于语言相通，交流容易，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他们与当地百姓建立了相互信赖和友谊。

　　几乎每天他们都走村串寨，坐在竹楼前或火塘边，不厌其烦地劝说种植罂粟的农户改植。约乌县两万多人口中，泰族占了多数，他们喜食糯米，对杂交水稻不感兴趣。陈志新和技术员动员农户种甘蔗。一捆捆蔗苗靠人背马驮从江城送到约乌，当蔗田面积一天天增大时，江城糖厂投资10多万元，开出了17公里的蔗区公路。3年多的时间里，陈志新和技术员很少回过家，连春节都在蔗田里指导农户管理甘蔗，他们担心稍有差池，会使农户丧失种植甘蔗的信心，付出的努力也将前功尽弃。

　　替代种植很快显示出诱人的前景，哗哗作响的钞票揣进了农户的口袋。原来种植罂粟每户年收入才五六百元，甘蔗使每户的收入增加到2000多元。用不着太多的说教，农户们很快接受了一个真理———种甘蔗比种罂粟划算。

　　1998年榨季刚结束，丰沙里省奔怒县县长得知该县的甘蔗从中国的糖厂换回187万元现金时，激动万分地说这是奔怒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农户得了利，县政府也从中得到30多万元———这相当于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

　　甘蔗榨季过后的那些日子里，约乌和奔怒两县的村寨里跟过年似的。卖百货的车开进来了，男女老少围过来挑选床单、毛巾和食品。还有农户购买了拖拉机等农用机械，这也是当地破天荒的事。

　　朴实憨厚的李贵富原是云南临沧地区镇康县公安局副局长兼禁毒大队队长，危险艰辛的缉毒岁月在他黝黑的脸庞上写满了沧桑，使他40岁出头看上去就像50岁。在18年的缉毒侦查中，老李抓获的毒贩不计其数。任劳任怨、生活简朴的老李在百姓中很有威望。

　　1994年，老李奉命调任镇康县南伞甘蔗种植指挥部，参与负责境外替代种植工作。他背上行李，带着他的宠物———一只雄赳赳的小公鸡奔赴缅甸果敢县的老街，一住就是一年多。

　　缅甸掸邦第一特区下辖的果敢县，鸦片质量闻名于“金三角”，毒品一直是果敢的主要财政收入。1996年坤沙武装贩毒集团瓦解后，果敢成为“金三角”向中国过境走私毒品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与之毗邻的云南临沧地区深受其害。从1996年以来，临沧每年查获的毒品数量均占云南省相当大的比例。

　　临沧的禁毒形势十分严峻，要帮助境外百姓罂粟改植很不容易，老李说，刚开始遇到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说服和化解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取得信任，老李带头种甘蔗，老李的诚意和行动，以及镇康县与果敢县农业合作的机动灵活，渐渐打消了边民的顾虑，纷纷改种甘蔗、茶叶、核桃和芒果。1999年，那里的甘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10万吨甘蔗日夜不停运到南伞糖厂，农户们的总收入高达1750万元人民币！果敢县政府快乐不已，遂将财政收入中的部分资金投入公益事业，架设输电线路、修建学校，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状况。

　　果敢县的负责人毫不讳言地说：“农作物替代罂粟种植，全县90%的人都欢迎。1996年以前，大量劳动力靠种罂粟为生，有的人还因贩毒被抓。种罂粟辛苦，贩毒要坐牢、枪毙，闹得人心惶惶。”在对比了替代种植带来的利益与种植罂粟带来的不利之处以后，烟农们开始普遍倾向农作物替代种植。

　　“替代种植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单纯的种植问题，是一个替代经济的问题”

　　替代种植的推广，对中国农业专家可谓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缅甸掸邦第二特区的班康，与中国边境口岸勐阿一水之隔。在40摄氏度高温烈日下，来自中国的农业专家们，站在水田里，手把手教当地人种植水稻。中国专家在这一地区几十亩水田中，试种从中国带去的几十个水稻品种，以期从中找出最适合在这里生长的杂交水稻。中国专家的计划是培养一批农业技术骨干，让他们成为星星之火。这个计划的实施难度出乎想象。与他们配合的是只懂刀耕火种农作方式的烟农，他们习惯广种薄收的“懒汉庄稼”罂粟，对科学种田、节约良种等不能理解，专家们稍不留意，他们就用传统的播种方法，把宝贵的种子大把撒入穴洞，同时把大量的化肥洒在地头，地尾什么也洒不到；在夏季湿热多雨起风的时候，播种过密和施肥不匀引发的稻瘟病，四处传播。

　　年底，这项令人心焦的试验终于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结出了硕果，新的杂交水稻比当地稻谷亩产高出120公斤。

　　这个工作在班康的小组仅是替代种植计划的一支小分队，在那罂粟花盛开的地方，一支支以铲除毒品为己任的中国小分队经年累月辛勤耕耘着。如今，他们已欣慰的看到，一些享有盛誉的罂粟种植地，毒品鲜花已被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甘蔗、稻田所取代，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建起了缅文英文双语教学学校以及卫生学校和医院等。

　　云南省禁毒局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替代种植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单纯的种植问题，是一个替代经济的问题。”他说，替代种植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环保的改进，来改善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综合性农业发展，使毒源地烟农最终放弃毒品生产。

　　缅甸北部克钦邦境内有着丰富的珍贵木材和矿产资源，自从禁种罂粟以来，开采木头和玉石成为了这一地区的主要财政来源。距密支那几十公里外的帕敢，10多万人云集这里开采和加工玉石。由于没有节制的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的木材、药材、玉石迅速减少甚至濒临枯竭。为恢复缅北的生态，与之接壤的云南腾冲、陇川、盈江等县，在帮助边民改植经济作物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如林业、畜牧业等，如今，中国帮助其进行的森林垦植计划正在实施之中。

　　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组成部分，目前缅甸已在大其力、曼德勒等地建立了家禽家畜养殖场，开办了电线电缆厂、农产品加工厂和贸易公司。1997年起，缅甸政府开始了10万北部罂粟种植山区的农民迁移到南部平原地区的计划，迄今已有7万人移居南部，此项移民计划对罂粟种植可谓釜底抽薪之举，是对全球打击毒品的一个重要贡献。移民们在南部黑亮肥沃的土地上，第一年可靠政府免费提供的土地、良种、粮食、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新崛起的花园式工业城，吸纳了大批劳动力，使他们减少了接触毒品的机会。

　　从事毒品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实施多年的替代种植已初见成效，要扩大战果必须乘势开辟综合替代之路，从种植业拓展到畜牧业、养殖业和加工业、旅游业等走综合发展之路，以彻底改变毒品种植区居民的生活、生产状态。“综合开发是罂粟禁种能得到巩固的重要保障。”

　　10年来，云南人民为消除境外毒源不惜牺牲重大经济利益，投入数以亿元计的资金和实物

　　绿色禁毒行动，没有硝烟没有鲜血，但同样有泪有汗，还有巨额的经济代价。参予这一行动的云南边境各县都较为贫困，有的甚至是国家级贫困县，由于对毒品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他们义无反顾投入到这一行动中。各县赔本卖种子给对方，无偿提供农药和化肥，投入大量人力扶持替代种植，确保对方农民的改植积极性。各县糖厂在任何时候优先偿付对方甘蔗款，榨季时甘蔗随到随收，而中方蔗农则要排队等候交售。1999-2000年榨季突遭霜冻，中、老、缅三国的甘蔗面临受灾，中方各县糖厂立即组织人力到对方蔗区抢收。

　　持续10多年的替代种植，遵循平等有偿、互惠互利的原则，云南省共投入资金3亿多元，无偿或低价提供各类粮食、经济作物籽种上百吨，经济苗木数十万株，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3000多人次，帮助境外培训人员500多人。迄今为止，云南在老挝、缅甸开展替代种植的农业经济作物(包括甘蔗、水稻、橡胶、果树等)总面积达40多万亩，大大减少了罂粟种植面积。

　　1998年5月，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禁毒署执行主任阿拉齐专程到云南考察禁毒工作，在详细了解了云南省推行的替代种植计划后，他感慨地说：“中国帮助邻国开展替代种植，是在没有联合国支持的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其成果远远超出我的预想。云南的经验为联合国制定全球禁毒战略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云南在跨境禁毒方面取得的成绩，将使中国有资格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他还说：“罂粟替代种植是全球禁毒史上的一大创举。”

　　1999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禁毒特别联大会议上，肯定了中国禁毒工作的成果。他对中国国务委员罗干说：“联合国视中国为禁毒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伙伴，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禁毒努力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毒品一日不绝，百姓一日不得安宁。中国的禁毒斗争已成浩荡之势，这是一场殊死决战。阿拉齐说：“到云南访问，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们对解决毒品问题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的决心得到国际社会和罂粟种植国的呼应，目前各国已作出到2008年大大减少毒品需求这种前所未有的承诺，并计划10年内通过帮助农民开发替代种植消灭或减少古柯、罂粟和大麻的种植。

　　替代种植孕育出的万亩金色稻浪在“金三角”起伏摇曳，成片的蔗林染绿了那里连绵的土地，人类文明的光芒和三角洲的太阳一同升起，照耀着那片尚待开发的原野。但是，“绿色禁毒计划”还只是小有收获，据估算，该省境外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至今仍维持在100万亩左右。云南省禁毒局替代种植管理办公室深知任重道远，并希望有关方面对云南开展的跨境罂粟替代发展给予关注和扶持，以期实现减少以至完全消灭“金三角”罂粟种植的历史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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