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在繁峙矿难现场愤怒地说：“这里的生产自始至终都是违规的，没有一个环节符合规定。安全会议开了不知多少次，许多工作到了基层却难以落实。”也许人们感到困惑：为什么安全会议不断地开，拉网检查不断地搞，各种红头文件频频下发，却始终无法杜绝违规开采的现象，无法避免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矿难频发，并不是我们缺乏好的政策，而是各种政策和法规难以落到实处。分析已经被媒体曝光的矿难事故，不难看出，凡是有重大矿难发生的地方，基层政府的官员多半难辞其咎。一方面，他们普遍存在渎职的问题，但更严重的是，他们与矿主往往“同气连枝”、利益相关，他们直接纵容了各种违章开采的进行，他们包庇了矿主的非法作业，一旦事故发生，他们又动用手中的权力遮掩事实真相。说得难听一点，他们其实已经成为那些矿主在权力机关的代言人。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利益裙带关系”，那些基层官员当然会把省委书记的话当做耳边风，把红头文件看做官样文章，把拉网检查当做走过场，于是也就埋下了事故的隐患。在凡是存在着地方官员与矿主的“脉脉温情”的地区，不是会不会发生矿难的问题，而是矿难何时发生、会不会被媒体披露的问题。

　　广西南丹矿难被穷追猛打之后，当地县级官员几乎被“一窝端”，前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死刑。如果不是那起矿难被曝光，谁又会知道万瑞忠是那样一个罪大恶极的贪官呢？谁又会知道，当地政府其实已经成为黎东明之流的保护伞和代言人？按照一种简单的逻辑推理，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广西南丹透水案的肇因不是因为黎东明之流的违规作业，而是由于当地政府官员的腐败。地方政府受到了“资本权力”的可怕侵蚀，才是事故频发的罪魁祸首。

　　灾难过后，总有相似的现象出现。山西繁峙县政府由于“轻信口供”，做出了“死亡2人”的轻描淡写的结论。这种看似无意的遮掩之后，是不是也有“资本权力”运作的嫌疑呢？有关方面应该查个水落石出。

　　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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