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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是擅长反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合的又一力作，在《中国作家》一发表，便引来了读者的关注和议论。从慕绥新当选“副省级”沈阳市长时的演说“开幕”，直至“慕马案”发，他被判处死缓，最后因患癌症在病床上悔恨死去……这篇作品深刻揭示了这位高官演变成为腐败分子的心路历程。慕绥新曾在共产党人的党性与贪欲的诱惑之间徘徊，进而渐渐地“麻木”，最后进入到“贪官的境界”，堕落至罪恶的深渊。
“贪官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记者／陆幸生
我来到北京采访一合。一合住在公安系统的招待所里，房间陈设简陋。除了两张床，没有凳子。卫生间里只有“淋浴”，也就是墙壁高处有个水龙头而已。我对他说，你住得很简陋。他回答：报告文学作家写东西，那是没有宾馆住的。
作为67届大学生，后来到新华社河北分社当过记者，同行间的对话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一合本姓赵，一合是他笔名。老赵身高马大，说话音量也响，典型的燕赵汉子模样。
记者：几年前你写“当代包公”姜瑞峰的报告文学《黑脸》，在《文汇报》上发表过，那时我是版面编辑。当年你写了一个好官，今天你又写了一个“坏官”。
一合：我记得，《黑脸》是由你们报社北京办事处陈可雄转去的。《黑脸》得了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当然，我写作这样的题材，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后来我在河北省纪委工作，现在是纪委副厅级检查员、监察专员。我有这个政治责任。还有，我个人的感觉，现在的报道太“新闻”了，一事一报，一事一议，要么好人申冤，要么坏人枪毙。也有相反的，好人蒙冤也是新闻。不过，好人怎么就变成坏人也算是“新闻”吧？现在我们反腐败，杀了胡长清、成克杰，还有沈阳的马向东，报纸上的报道大家都见到了。应该讲，我们选拔干部的时候，挑选出来的大部分是好的。谁都不能给某人打一辈子的“包票”，但是，“高官出大事”，出现这个问题的背景和过程，要比叙说一个单纯的政治结论，复杂得多。
我不写小说，就写报告文学。现实生活中的情节、细节，那是任何小说家都没法杜撰的。不过，报告文学太难写了。
记者：小说家有小说家的任务；而某些现实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是一般小说家们不可能自己去积累的，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而新闻是要“抢”的，消息见报有时间要求，写作上就会显得不那么从容。
我对《红与黑》的理解，就是政治定性不等于人物脸谱化。我们谈三个问题：一，你这个河北作家怎么会“想”写沈阳的“慕马案”。二是“慕马案”中一人毙了，一人病危，你的具体采访如何进行。那些详尽的材料，不是一般性的采访能得到的。三是，作家发表文章，当然有你的“意思”在里面，你认为慕绥新案给我们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一合：今年3月，中纪委宣教室找到我，要我写一部电教片的文本，内容就是有关沈阳的，要教育广大干部，要警钟长鸣。中纪委的同志带着我到了沈阳，让我看录像和阅卷。具体的人，马向东毙了，慕绥新病危，我没去见。他现在的妻子，稿子里用的是化名。一个多月就看录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采访素材，得看好几个小时。还有其他的，比如庭审录像，别的相关录像。总共加起来足有好几十个小时。你想，就是见到这些个当事人，要问的东西，也就都在这些录像里面了。材料相当丰富。
这些录像，都有场记的文字在旁边，我在文章里运用的文字，相当严格，都有出处。文章里给打上了引号的话，都真正是慕绥新的原话。
记者：作为记者和作家，你幸运地遇上了一个“富矿”，而且只特许你一个人开发。
一合：在采访和写作中，我还接触了办案人员。我深深体会到，这党内的腐败非得坚决地反、彻底地反不可，这反腐败是有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严重的是，这党内的腐败已经不是某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这沈阳官场上的“送钱”，在当时当地成为了一件人情式的“礼尚往来”。很自然，很合群，你为我办了件事情，我就真感谢，感谢你是应当的。你不收那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你得滚蛋”。也就是说，在那个政治舞台上，你得出局。
在今天官场的某些地方，收或不收钱，“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这种弥漫的社会风气，毒害干部，危害极大。
记者：你的这篇《红与黑》，看起来行文的语调温和，内容的铺陈叙述也很温和，娓娓道来，实际上提出的问题是极其尖锐的：慕案的出现，有着慕绥新个人的主观意识问题，但是更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也就挑明了现在我们党面临着的重要课题：如何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面前，更好更坚定地保持我们执政党的政治素质，领导人民奔向未来。
一合：有这么个情节，慕绥新已被查出经济问题，他自己也被查出来生了癌症，他躺进了医院。应该说，上面已经掌握他问题了，下边的人、旁边的人该躲躲嫌疑了。再者，他患上癌症，再活也活不了几天，他也办不了什么事情了，巴结他也没有用处了。这两大因素摆在那里，别人该“消停”点了吧。可就不，慕绥新住院的日子里，人家还硬送来100万元。这个现象非常可怕呀。官场上的送贿、受贿，就像传染病，很难治，“挡不住”。
慕绥新在病床上收到的这100万，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有人还在以老黄历办事。慕绥新有两次提升机会，都没被通过。然而，后来，他还是当上了副省长级的沈阳市市长。“老慕”能干，命硬，这次问题的结果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说不准，出水才见两脚泥，日子长，走着瞧。患难见朋友。这是一种政治投机。还有一种是感激心理。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文章里提到，当地有些老百姓说到慕绥新的时候讲：当官的贪就贪点，吃点喝点没关系，只要他给老百姓干事就行。
一合：我在沈阳的时候，与身边的办案同志谈，也到马路上去跟老百姓闲聊过，持这样的说法，确有人在。老百姓善良，哪个干部为群众干过什么事情，大伙都记得很清楚。前两年，沈阳还得了个“人居奖”。大家现在最恨的，是拿了钱还不干活，拿多少钱都不干！
对腐败，中国老百姓恨之入骨。不过，我在实际了解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贪官动辄贪污几千万，罪该万死；然而，贪官也不是一个样子的。有的贪官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的地榨取，而有的，开始并不想收钱，不收还要不得罪人，“这必须有大智能”。慕绥新认为，自己的智能就是“还不够”，他说自己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那就既来之则收之吧。所以，他会大大咧咧地收下一张卡，随手就给了别人。后来别人一查，卡里竟然装着20万元。人家也不告诉慕绥新，自己分了。再说，1999年春节，慕绥新竟然会坐在办公室里收钱，他想“赶快应付过去”，再去办事。
在慕绥新看来，政绩比钱要重要。所以，老百姓也会产生这样的“宽容”：都这样了，咱们管不了，只要他们拿钱办事就行。以至于就引申出现在的这么句话：当官的都拿钱，干活就成。这是社会意识的倒退。
记者：“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中国古来通行的办事规则。创造出这话来的人，心情是无可奈何的，也充满了贬义，从来人怕鬼，有钱鬼怕人。要你办事，没办法，送钱，但是谁拿钱谁就不是人，是鬼。但是，官场的腐败把这事“演化”得“正常”了，商品化了，花钱办事，花小钱办小事、花大钱办大事，成了一些地方通行的“潜规则”。后来，沈阳市的10多名正局级干部撤职，就已经在说明这种“潜规则”的规模了。
一合：犹豫过也好，摇摆过也好，慕绥新还是收了一千多万，后果严重，被判死缓。但是，我想写出的是慕绥新在“腐败背景”下的这个变化过程，写出他与有些贪官之间的区别。贪官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开始时候是被某些因素推着走的，比如前妻收下的20万，他不知道拿了多少钱，然而前妻告诉他“收钱了，要办事”。慢慢的，他就这样收钱了。
记者：慕绥新最初就这样被推着走，再是半推半就地走，最后就如此这般地走到了人生的绝境。我想，这大概也是一些出了问题的大干部的共同特征。在整个采访写作过程中，就你的感觉而言，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慕绥新，他曾经拥有的“长处”是什么，短处又是什么？
一合：也许就是他的长处酿造了他的短处。慕绥新的特点就是思维敏捷，非常能干，敢于拍板，雷厉风行。你在电话里向他汇报请示什么问题，他可以当时就回答你，行还是不行，干还是不干，要干怎么干。他不大有那种“研究研究”的毛病。慕绥新也相信自己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也相信上级需要他这个有干事能力的人。他在仕途上有两次没有被“程序”通过，但是后来他还是当上了“副省级”的沈阳市市长。这仕途的提升，使他最终走向了目中无人，独断专行。无论是党的或政府的领导班子开会，他就可以不到，就可以让“书记等市长”，对人家送给他的“党内个体户”的称号，听之任之，无动于衷。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党内的监督机制、政府的监督机制，如何真正落实到实处。说起来，对某一项具体工作，党内或政府内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对于高级干部的监督，更是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行起来，就是一把手拍了一下桌子，事情就搞掂了。对于错误的决定和决策，在党内的公开场合没有反对的声音，更不用说谁来抵挡一阵子了。即使有反对，也是在会下，不起任何实际效用的议论。投资也好，办厂也好，盖房也好，人家可看见了，要办事情，你市长一个人发话就可以办成功了，那你的“价值”就直线上升，给你的价码就使劲往上长。
这就是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对于党内加强监督等方面的工作，中央领导就慕绥新案有过批示。后来我们的电教片里都引用了。
记者：就这样慢慢地，几年功夫，几十万元一直发展到几千万元，发展到“腐败的豪华宴席”。
对于慕绥新案，中纪委刘丽英的批示：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这个批示含义深刻。
一合：有一阶段，慕绥新觉得，上面“怎么把谈话的事给忘了”。后来他又明白了，那是为了“查处他的政治生命”才“先保护好他的生理生命”。这个人哪，都有两面性，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总之，是那个人性里善恶都有的意思吧。这个慕绥新哪，不是光明战胜了黑暗，而是黑暗战胜了光明。
我在沈阳一个多月，把中纪委交办的电教片写好了，一万多字，片子有90分钟。再就是写了这篇报告文学。在这篇东西里，我还想写一点的，就是他的感情生活。他耍个花招，让一个卜卦的人给前妻算命，说是有血光之灾，骗得她离了婚，说是100天后复婚。可不到一个月，慕绥新和新夫人就结婚了。这既说明慕绥新耍手段、耍花招，但是也应该看出，他对前妻无底的贪婪很是厌恶，早就想甩开她。人真的是很复杂的呀。
我写的慕绥新死前的最后一句话：“祝愿亲爱的党永远朝气蓬勃，人民的伟大事业如日中天！”这其实是在慕绥新所写的交代材料里的话。放在这儿，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
记者：对任何作品的解读，似乎都有些“多余”。对于已经出版的文字，读者会在里面读到所蕴含的所有“东西”。我想，你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一合现在在写北京前公安局长张良基的故事。一合曾写了姜瑞峰的《黑脸》，眼下这一部叫《红脸》。红脸在京剧里是忠勇之士的颜色，这本新作的名字就叫《红脸——京都九门提督张良基》。一合说：写这本书不比写慕绥新容易，这决不是比较单纯意义上的“抓坏人”。我要写出新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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